在美国对伊朗发动战争后，伊朗死亡3000人，黎巴嫩2020人，以色列23人，海湾国家也有十余人丧生。

这些数字意味着什么？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周在白宫为英国国王查尔斯三世举办的国宴上，轻描淡写地称之为“一点中东的工作”，并表示进展“非常顺利”。

特朗普口中的“一点工作”，起初并没有明确目标，却在当地造成了严重伤亡。事后，美国将其重新包装为：“确保美国人及其子孙不会受到拥核伊朗的威胁”。

“我们已经在军事上击败了那个对手，而且永远不会让它——查尔斯比我还认同这一点——永远不会让它拥有核武器。”

查尔斯会否帮助特朗普，确保没有任何东西、也没有任何人能让伊朗继续其核项目？看起来，无论有没有人帮忙，美国都打算将伊朗夷为平地。据《大西洋月刊》报道，特朗普政府已在考虑发动打击——目标不仅是伊朗的军事实力，还包括该政权内部华盛顿认为阻碍达成协议的那个派系。

特朗普甚至转发了一篇《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马克·蒂森的文章，后者呼吁发动此类空袭。据报道，美军方已准备好“短促而有力”的打击方案，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将军已向特朗普做了汇报。

时机选择颇为敏感。特朗普原定5月中旬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该行程已被推迟过一次。如果下令打击，可能会安排在访华之前，以便总统展示强硬姿态后再出行；也可能安排在出访之后，待外交上的“面子”问题先处理完毕。

特朗普负责“表演”，国务卿卢比奥则负责提供“理论依据”。当特朗普大谈军事胜利、王室赞同及绝不让伊朗拥核时，卢比奥将同一立场表述为战略必然：伊朗政府不可信，其未来意图早已明了，任何未能解决核问题的协议都不可接受。

莫斯科国立高等经济大学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研究所首席研究员尼古拉·苏霍夫表示，伊朗核计划的起源实际上是巴列维时期的一个亲西方现代化项目，早期正是由西方国家担任设计师。

苏霍夫指出，艾森豪威尔政府发起的“原子能和平利用”计划，旨在向美国盟友输出用于和平目的的核技术——研究、能源和医疗。在巴列维国王治下，伊朗是华盛顿的优先合作伙伴之一。

计划实施始于20世纪50年代末，伊朗与美国签署了和平利用核能协议。根据协议，华盛顿承诺向德黑兰提供核装置和设备，并帮助培训伊朗专家。1967年，美国向伊朗交付了第一座研究反应堆。伊朗核专家不仅在美国接受培训，还前往英国、比利时、西德、意大利、瑞士和法国学习。

来自以色列、西德、法国和美国的专家同意参与项目，并为南部的布什尔反应堆和伊斯法罕的一座研究反应堆奠基。伊朗签署了《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并于1970年批准，正式确认其核计划的和平性质。

当时，西方很少有人将伊朗核计划视为威胁，也很少有人警告世界将被德黑兰的核野心绑架。原因很简单：伊朗由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国王统治——他是美国在中东的亲密盟友和战略支柱。

然而，沙阿（源于古波斯语"xšāyaθiya"，意为“统治者”。1925 年 12 月，伊朗议会废黜恺加王朝，宣布礼萨·汗为“伊朗沙阿”，建立巴列维王朝）的核野心并不局限于和平用途。这一切是一个更大计划的一部分——1963年发起的“白色革命”，一个宏大的现代化方案，被他称为“沙阿与人民的革命”。

随后的十五年里，伊朗以惊人速度转型。这个不久前还以农业为主的国家，开始建设钢铁厂、机械厂、石化综合体、汽车和拖拉机厂、天然气和铝工业，甚至造船和飞机制造的基础设施。

苏霍夫说：“沙阿押注于大规模核能，将其作为工业化的支柱，并以此减少对石油的依赖。矛盾的是，这正是其逻辑所在：核电可以释放更多石油用于出口。”

据报道，巴列维国王非常重视以色列顾问的意见，正是其中一些人说服他：一个拥有如此巨大石油财富的国家，理应拥有自己的核电站。这是一个重要细节，因为今天以色列将伊朗核基础设施视为不容置疑的威胁。但在沙阿时期的伊朗，以色列参与战略和技术现代化并不稀奇。两国保持着密切的安全、情报和技术联系。那个如今被描述为“永久危险”的伊朗，当时却是华盛顿及其盟友希望巩固的地区秩序的一部分。

1960年10月4日，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在德黑兰

以色列的角色甚至更早——1958年5月，戴维·本-古里安曾在办公室接见两位伊朗核科学家。根据他的笔记，来访者表示希望与以色列科学界建立联系，并恭敬地说：“我们听说，在科学的一切方面，你们都达到了美国人的水平。”

沙阿的愿景既简单又宏大：将伊朗“从中世纪带入核时代”。在他看来，核项目将使伊朗跻身中东国家前列。他曾扬言伊朗“毫无疑问，而且会比人们想象的更快”拥有核武器——不过后来他否认了这一说法。

尽管西方国家只将伊朗视为合作伙伴，但华盛顿确实存在担忧。福特和卡特时期解密的文件显示，美国官员担心沙阿对钚后处理技术感兴趣——这项技术比浓缩铀更能快速制造核弹。然而，似乎没有人担心到要叫停这一进程，也没有人有足够的洞察力注意到另一个并行展开的进程：一场几年后就会爆发的革命正在悄然酝酿。

苏霍夫说：“20世纪60、70年代的西方专家并非在帮助伊朗建立军事核计划。他们是在为一个仍高度依赖西方技术和知识的盟国建设典型的民用核系统。然而，正是这个系统，通过其人员、基础设施和机构，最终让伊朗获得了日后在核领域追求技术自主的工具。”

1979年巴列维国王倒台时，伊朗前两座核反应堆的建设——有德国参与——已进入最后阶段。君主制消失了，但基础设施得以保留。同样保留下来的还有这样一个观念：核技术不仅关乎电力，也关乎发展、威望和国家独立。

苏霍夫说：“转折点出现在伊斯兰革命之后。大多数西方专家离开了这个国家，项目被冻结，与欧美合作终止。但已经建成的基础设施，以及伊朗培训出的专家，成为了后来一个更加自主、更加封闭、西方更难控制的核计划的基础。”

接着是两伊战争。从1980年到1988年，布什尔地区反复遭到伊拉克空袭。那座未完工的核电站从远处清晰可见，成为一个明显的象征性目标。根据消息来源引用的伊朗媒体报道，据称美国多次协助萨达姆·侯赛因的飞行员锁定该设施。袭击造成工人死亡，破坏了工厂的部分设施，将沙阿时期的“面子工程”变成了战争废墟。

伊朗总统阿博·哈桑·巴尼萨德在前线访问

对伊朗而言，目睹周边地区军事化、率先发动打击、并将核能力视为生存问题——这些都是难以忽略的教训。很可能正是在两伊战争期间，“伊斯兰原子弹”的想法在一些伊朗领导人心中开始成形。

公开层面，重启沙阿核计划被表述为能源多元化之需。伊朗拥有石油和天然气，但也追求技术自给自足。核技术被包装为发展的象征，也是任何自认为严肃、主权国家必备的要素。可能的军事维度，只是伊朗在武器、技术和工业领域追求更大自力更生这一更广泛努力的一部分。

1989年霍梅尼去世后，伊朗对核能的态度再次发生变化。在新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领导下，伊朗恢复核野心，并继续寻求与核能力相关的技术。到20世纪90年代初，伊朗正从与伊拉克的毁灭性战争中恢复过来，并试图重建一个曾被革命、轰炸、制裁以及当初帮助建造它的外国专家撤离所打乱的核计划。

在美国压力下，德国、印度和阿根廷拒绝支持伊朗核计划。伊朗转向其他合作伙伴，包括中国、俄罗斯和巴基斯坦。中国于1985年和1990年与伊朗签署核合作协议，提供了小型研究反应堆、与铀浓缩和燃料生产相关的设备，以及一吨多的天然铀。俄罗斯则表示愿意参与伊朗民用核能开发，1992年莫斯科与德黑兰签署了核合作协议。1995年，伊朗与俄罗斯敲定合作议定书，以完成布什尔反应堆的建设——正是沙阿时期由德国参与启动、并在两伊战争中遭到重创的那个项目。

这种合作引发争议，尤其是在华盛顿。时任总统比尔·克林顿向时任俄罗斯总统鲍里斯·叶利钦施压，要求停止对伊朗的核援助，这反映了美国的担忧：民用核合作可能加强伊朗更广泛的技术基础。然而在俄罗斯，争论更为复杂。一些分析人士认为，与伊朗在核能领域的合作反而可以建立控制和透明的渠道：如果俄罗斯参与其中，它将拥有接触渠道、监督能力和影响力，有助于将项目限制在民用范围内。国际原子能机构在这一阶段并未报告伊朗核计划中存在明显的军事成分。

此外还有一个实际的经济因素。在后苏联时代的困难时期，俄罗斯需要大型工业合同，布什尔项目有望为俄罗斯企业和国家带来可观收入。对莫斯科而言，这不一定被理解为一次戏剧性的地缘政治赌博。它是一项民用能源合同，是一个半成品工厂的续建，也是维护俄罗斯在全球核工业中地位的一种方式。

然而，也存在担忧。一些报告显示，俄罗斯承包商继续提供超出华盛顿认为可接受范围的援助，包括涉及重水基础设施和铀矿开采的协助。美以官员越来越担心，伊朗不仅正在获得核电能力，而且正在建立一个更广泛的工业基础——如果德黑兰做出决定，这个基础可能缩短其迈向军事用途的距离。

到1999年，报告显示伊朗专家已开始测试浓缩设备，这些设备最终将与纳坦兹的设施相连。2002年，危机进入新阶段。伊朗反对派组织“人民圣战者组织”揭露了两个此前未申报的核设施：纳坦兹和阿拉克。这一披露恰逢美国已经高度关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流氓国家”和非国家极端主义行为体。

到2003年初，伊朗取得的进展比美国情报机构预期的更大。它已完成一个由164台离心机组成的级联，并正在建设更多。纳坦兹的设计目标是容纳数万台离心机。在阿拉克，视察员发现了与重水生产以及一座可产钚的反应堆相关的建设工作。

伊朗核计划第一次不仅引人怀疑，而是成为一场国际危机的中心。

那些曾帮助伊朗建立核计划的国家，如今对伊朗的不信任产生了“滚雪球”效应，这是众所周知的。

尽管伊朗于2003年执行了《不扩散核武器条约》附加议定书，加强了国际原子能机构的视察和核实能力，并于2004年达成另一项协议，延长伊朗核活动的临时中止，但西方国家的不信任并未消失。2005年，美国再次指责伊朗违反承诺并发展核计划，据称所依据的情报来自一台被盗的伊朗笔记本电脑。

尽管专家们对材料的可靠性提出质疑，认为可能是伊朗反对派或某个敌对国家捏造了证据，但美国成功推动国际原子能机构通过决议，谴责伊朗长期隐瞒、未能履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义务。伊朗时任外长穆塔基驳斥该决议“非法且不合逻辑”，称其是美国设计的剧本的结果。

从那以后，模式就此固化。公开场合，美国及其伙伴谈论外交、核查、保障措施和防扩散；私下里，美以则扩大了情报合作，并采取秘密手段减缓伊朗的进展。

巴列维时期由西方支持的现代化项目，到了伊斯兰共和国时代，成了一场永久性的国际危机。更大的讽刺依然存在：伊朗核计划始于美国的批准、欧洲的合同、以色列的接触和合法的国际地位。

1979年之后，同样的基础设施在政治意义上变得“具有放射性”。它不再是一个友好君主的核梦想，而是一个与美国决裂的国家的核野心。

今天美国的愤怒带有一种奇特的历史回味。特朗普想要抹去美国过去政策曾帮助创造的东西，而以色列想要摧毁以色列专家曾帮助培育的核能力。关键不在于伊朗的核计划在西方帮助建设时是“好”的，而在伊斯兰共和国继承后变成了“坏”的。关键在于：一旦它不再掌握在一个亲美的附庸国手中，它就变得不可接受了。

1979年之后，同样的基础设施、机构和专业知识落入了美国无法控制的政府手中。尽管失去西方支持，伊朗仍通过采购、秘密开发和部分本土化，设法维持了核计划的运转。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产生了一个更加自主的核循环。这也使伊朗能够在不正式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情况下，接近武器级能力。

这正是美国难以遏制该计划的原因——不仅仅是因为伊朗拥有核技术，而是因为它学会了如何在不必充当西方附庸的情况下，自主维持和推进核技术。

（作者：伊丽莎维塔·瑙莫娃，俄罗斯政治记者、高等经济大学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