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伟达首席科学家比尔·达利，当着整个华盛顿AI博览会的面，把话筒凑到嘴边，声音不大，但整个会场瞬间安静。
他说：“如果不是限制，华为不会长得这么快。”
台下一片寂静，连相机的快门声都停了。他没停，继续往下说：“以前给英伟达写CUDA的中国研究员，现在在给华为写CANN。”
这话像一枚钉子，直接敲进了半个月前，他老板黄仁勋刚砸出的裂缝里。
时间倒回台北，黄仁勋对着满场的镜头，双手一摊，直接把“出口管制失败”这几个字甩了出来。他面前的提词器上，数字冰冷刺眼：英伟达在中国的市场份额，从95%，直接掉到“接近于零”。
他说，任何觉得中国市场不重要的人，都是在自欺欺人。
黄仁勋的话，算是把账本拍在了桌上——丢了将近一百五十亿美元的生意，市值一度蒸发上千亿。
而他的首席科学家达利，在华盛顿补上的这一枪，揭开的是账本的背面——人。
达利说，过去十年，AI的进步，靠的不是芯片本身，是写软件的人。美国禁令最狠的副作用，不是芯片卖不出去，是把这群写软件的人，整建制地送给了对手。
他给出一组更扎心的数据：全球顶级AI研究员里，中国人的比例从三分之一飙到快一半。华为那个AI团队，至少挖走了五十名英伟达的前工程师。
最要命的是，里面有12个CUDA的核心成员，他们一跳槽，华为CANN的效率，肉眼可见地提升了百分之二十。
这就像一场球赛，你为了不让对方得分，直接把自己的明星后卫送到了对面当教练。
现在，把这两个人的话放在一起。
黄仁勋在台北说：“任何认为禁售就能切断中国AI能力的人，都非常无知。”
达利在华盛顿说：“如果不是限制，华为不会长得这么快。”
一条线是钱，一条线是人。两条线拧在一起，事实就变得简单粗暴：你以为是断供，结果是把人家从“买比造便宜”的沙发上踹起来，再顺手把自家的客户、自家养大的工程师，一起打包送过去。
这已经不是打不打得过的问题了。
这是人家亲自把梯子递了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