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风]1977年上海“高考状元”袁钧瑛，公派留美拒不回国，可是她在美国深修40年后，却带着全部的积蓄回到了中国…… 说起袁钧瑛，很多人脑子里会冒出两个打架的形象，一个是背负“叛徒”骂名的公派留学生，另一个是掏出全部家底回国建实验室的双料院士。 这两个形象撕扯了半生，最终在她暮年时被一笔沉重的积蓄粘合在一起。 袁钧瑛的童年是在书堆里泡大的。外祖父李青崖是法国文学翻译家，祖父袁开基是有机化学家，父母执教于上海医科大学，连伯父袁承业都是中科院院士。 但这样的书香门第也没能挡住时代的巨浪。十岁那年父亲猝然离世，紧接着祖父去世，家里的住房被收回，她跟着母亲挤在狭小的空间里，白天在工厂做女工，晚上在昏暗的灯光下翻书。 班主任陆老师冒险从被封存的图书馆里给她偷带课本，告诉她：“你一定能考上大学。”这句话成了她黑暗中的火把。 1977年恢复高考的消息传来时，22岁的袁钧瑛正在车间操作机床。她冲出工厂，一路跑回家，泪水混着汗水砸在水泥地上。 四个月里，她白天干活，晚上啃着发霉的课本补全了荒废的学业。当成绩单贴出时，“上海市理科状元”几个字让她在人群中颤抖。复旦大学录取通知书寄到的那天，她抱着母亲哭了很久——她终于能走进祖父曾执教的校园，攻读生物化学专业。 1982年，国家公派留学项目CUSBEA启动，袁钧瑛以第二名成绩入选，踏上飞往波士顿的航班。在哈佛医学院的实验室里，她第一次看到电子显微镜下的细胞结构，像发现了新大陆。 更让她震撼的是导师罗伯特·霍维茨——这位后来获得诺贝尔奖的教授，正带着团队破解细胞死亡的密码。 当她在神经学课上目睹亨廷顿舞蹈症患者因细胞失控坏死而全身颤抖时，突然意识到：让细胞“活下去”固然重要，但搞清楚它们“如何死亡”才是医学的盲区。 这个冷门方向几乎无人问津，连霍维茨都劝她谨慎。袁钧瑛却转投麻省理工学院，在霍维茨的学生实验室里成了唯一研究细胞坏死的博士后。1992年，她的两篇论文在《细胞》杂志同期发表，其中一篇曾被《自然》误拒，编辑后来打电话道歉时，文章早已印在《细胞》的封面上。 2005年，她首次发现调控线虫细胞凋亡的基因，并在哺乳动物身上验证成功，将这种新型死亡模式命名为“necroptosis”（程序性坏死）。2008年，她又阐明程序性坏死的调控基因网络，2017年揭示SPATA2蛋白的关键作用——这些发现为癌症治疗打开了新通路。 学术成就如日中天时，国内召唤留学生的信函寄到了哈佛。袁钧瑛攥着信纸在实验室坐了一夜。当时国内连基础实验设备都短缺，而她的研究需要基因测序仪和超速离心机。 更现实的是，没有美国绿卡就无法申请教授职位，更别提主导国家级课题。她最终选择加入美国籍，消息传回国内时，父亲在电话里质问：“国家培养你，是让你学成归国！”她听着母亲在背景里的啜泣，说不出辩解的话。 此后二十多年，袁钧瑛在哈佛从助理教授升到终身教授，发表140多篇顶级期刊论文，培养的博士生遍布全球顶尖实验室。但她的名字在国内始终与“叛徒”二字绑定。 直到2012年，她突然带着全部积蓄回到上海，在中科院组建生物与化学交叉研究中心。有人嘲讽她“混不下去才回来”，她却把经费清单摊在桌上：三千万美元个人存款全部转入中心账户，用于购买国内首台冷冻电镜。 2023年，65岁的袁钧瑛当选中科院外籍院士。面对镜头，她平静地说：“我从未后悔留在美国，那里的实验室让我掌握了破解细胞死亡的方法；现在我也不会后悔回来，因为这里需要这些方法。” 她往返于中美之间，既保留哈佛教职，又带着中国团队攻关阿尔茨海默症的细胞机制。实验室的年轻人发现，这位美国院士总在深夜用上海话打电话给母亲，絮叨着实验进展。 当年那个在车间里抹眼泪的女工，如今在波士顿和上海的实验室里穿梭。她用四十年证明：有些种子需要漂洋过海，才能在故土破土。 信源：上观新闻 世界细胞死亡领域开拓者袁钧瑛：全职回到中国，希望做出更大突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