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月笙临死前烧掉所有欠条，生活陷入困窘的杜家人纷纷骂杜月笙疯了，杜月笙怒吼道：这是在救你们的命啊！ 1951年的香港，病重的杜月笙做出了一个让家人无法理解的决定，他命令家人当着自己的面，将一整箱欠条全部烧毁，这些欠条价值数百亿，足够杜家后代衣食无忧。 当时杜月笙的全部遗产只剩11万美元，与昔日在上海时的巨额财富形成巨大反差，家人看到这些欠条原本以为能改善困窘的生活，却被要求全部销毁，自然难以接受。 杜月笙1888年出生在江苏川沙的贫困家庭，4岁丧母，6岁丧父，14岁只身来到上海谋生，先在水果行当学徒，因削梨技艺精湛被称为“水果月生”。 通过青帮头目陈世昌的引荐，杜月笙进入黄金荣的公馆做事，他办事机灵，很快获得黄金荣夫妇信任，从普通伙计升为负责鸦片提运的重要角色。 1925年，杜月笙与黄金荣、张啸林合作成立“三鑫公司”，垄断法租界的鸦片贸易，据当时统计，他每年从鸦片生意中获得的净收入，相当于民国政府年收入的三分之一。 凭借巨额财富，杜月笙在上海滩建立起庞大的人脉网络，他资助过章太炎、张学良、戴笠等各界名流，被称为“当代春申君”，连他的名字都是章太炎建议从“杜月生”改为“杜月笙”。 杜月笙的人生轨迹在1949年发生转折，他带着家人离开上海前往香港，失去了在上海的势力基础，在香港的投资生意接连失利，加上家人开销巨大，财产迅速消耗。 更要命的是，杜月笙此前为了维系人际关系，将大部分资金以借贷形式给了各路人马，这些借款从几百大洋到几百根金条不等，其中包括香港军统站站长王新衡的500多根金条。 面对家人的不解和反对，杜月笙解释了自己的考量，他说那些借钱的多是达官贵人，自己去世后家人根本无力与他们周旋，如果拿着欠条上门讨债，对方很可能翻脸不认账，甚至报复杜家。 杜月笙还有更深层的考虑，他希望通过烧毁欠条，让那些真正感恩的人在杜家遇到困难时主动伸出援手，同时也是为了断绝家族与青帮的经济往来，让子女能够脱离黑道，融入正当社会。 1952年8月16日，63岁的杜月笙在香港病逝。他的遗愿是葬在上海高桥，但这个愿望未能实现，在陆京士和一些旧友帮助下，杜月笙的遗体被运到台北，安葬在面向上海的地方。 杜月笙生前对子女教育极其严格，明确禁止他们涉足黑道，他深知江湖的险恶，不希望后代重走自己的老路。 事实证明杜月笙的决定是正确的，杜家后代确实得到了一些旧友的照顾，在香港和台湾都有了安身之所，更重要的是，杜月笙的子女们都接受了良好教育，走上了正当职业道路。 长子杜维藩成为金融专家，在银行业担任要职，次子杜维桓从政，曾任上海法租界区长，后来还在联合国总部工作。其他子女有的经商，有的从事其他正当职业。 杜月笙的女儿杜美如与丈夫在约旦开设中华菜馆，还在店内悬挂五星红旗，体现了对祖国的情感，这些都说明杜家后代确实脱离了父辈的江湖背景，在正当社会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对于杜月笙这个历史人物，学者们的评价是复杂的，中国民国史研究室主任汪朝光认为：“他是个复杂的历史人物，有正邪两面，总体邪的一面突出。”这个评价比较客观地概括了杜月笙毁誉参半的一生。 杜月笙在抗日战争期间的表现值得一提，1937年上海沦陷后，他拒绝了日本人的拉拢，迁居香港，抗战期间，他利用自己的财力和人脉筹集大量物资支持抗战，表现出了民族大义。 杜月笙烧毁欠条的决定体现了他对时代变迁的深刻认识，他明白属于自己的时代已经结束，家人需要在新的社会环境中重新开始。 杜月笙曾说过“钱财用得光，交情用不光”，这句话很好地诠释了他的人生哲学，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选择用这种方式来检验人心，也为子孙后代留下了比金钱更宝贵的财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