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琼瑶离婚后，做了平鑫涛的情妇。平鑫涛的妻子哭着求她，把丈夫还给自己，琼瑶说：“也不是不行，我有一个办法。”平鑫涛的妻子听完那个办法后，当场晕了过去。 1938年琼瑶出生在成都，虽然父母都是拥有体面身份的高级知识分子，父亲是教授，外公甚至是交通银行的大佬，但时代的动荡并不会因为家世显赫就对谁手下留情。 从1942年起，幼小的她就被裹挟在逃难的人群中，从湖南衡阳的“兰芝堂”祖屋逃到烽火连天的重庆，又躲去四川泸县。 好不容易熬到1947年在上海正经上了小学，还没坐热板凳，内战的硝烟又把全家逼回了衡阳，最后才在一九四九年落脚台北。 这种从记事起就在跑路、永远处于不安中的状态，让青春期的琼瑶极度渴望一份只有成年人才能给予的“厚重依赖”。 于是，在台北第一女中念书时，她和年长自己二十五岁的国文老师蒋仁越过了雷池，对于一个正处于幻想年纪的少女来说，那个丧偶、沧桑却能读懂她文字灵魂的男人，简直就是救命稻草。 可她母亲做出了最激烈的反应——报警，指控老师勾引未成年，结局惨烈且决绝：蒋仁丢了饭碗被赶出台北，这段“师生恋”成了琼瑶心中永远流着血的伤口，也直接催生了那部让她一战成名的《窗外》。 但命运最讽刺的地方在于，《窗外》这部承载着对前任思念的书，却是由她的第一任丈夫庆筠看着连载发表的，1959年，她和相识仅仅七个月的庆筠草率结婚，并生下儿子陈中维。 那时日子过得紧巴巴，这本1963年在《皇冠》杂志连载的小说虽然火了，赚来了名声，但也彻底引爆了她和庆筠本就脆弱的婚姻地基——哪个丈夫能忍受妻子在书里深情款款地祭奠另一个男人？两人从争吵到冷战，关系迅速降至冰点，这甚至比单纯的经济压力更致命。 1964年，琼瑶刚刚结束了和庆筠七年的一地鸡毛，恢复单身带着三岁的儿子陈中维过活，但她的心并没有空窗太久。 因为在她的生活中，早就有了一个比前夫更懂得欣赏她商业价值和女性魅力的男人——平鑫涛。 作为皇冠杂志的老板，平鑫涛不仅给了琼瑶“基本作家”的优厚待遇，甚至提前预支稿费帮她度过离婚后的经济难关。 也就是从这以后，所谓的“聊工作”逐渐变了味，从白天聊到半夜，从书稿聊到人生，两个极具才情的人在无数个深夜里越走越近。 作为一个为丈夫创业初期吃过大苦、共同打拼的女人，林婉珍有着女人的直觉，当她在平鑫涛的衣柜里翻出那些不属于她的新衣服，读到那些言辞肉麻的情书时，真相其实已经摊开在了桌面上。 那时候的林婉珍试图用传统女性的温良来挽回这场危机，她把自己打扮得体面端庄，坐在客厅里等丈夫回家，试图用孩子的趣事、创业时的甘苦来唤起丈夫的旧情，但回应她的，往往是平鑫涛冷淡的背影和哪怕回家也要挂断的电话。 为了三个还在上学的孩子，林婉珍咬碎了牙往肚子里咽，这一忍就是漫长的十二年，直到1976年，眼看孩子们都长大成人，早已心力交瘁的林婉珍才终于松口签下了那纸离婚协议，彻底退出了这场毫无胜算的三人游戏。 2016年，当变故真正来临时，这段重组家庭内部的裂痕再次崩裂得触目惊心，平鑫涛中风并随后患上了失智症，曾经叱咤风云的出版界大佬，成了只能躺在床上的失能老人。 琼瑶主张由于丈夫曾表达过意愿，应该让他“有尊严地离开”，拒绝插鼻胃管，不想让他受罪；但平鑫涛和前妻林婉珍所生的子女们却坚决反对，在他们看来，父亲还没到那个地步，身为子女哪怕有一线希望也不能放弃。 最终，琼瑶在这场家庭战争中败下阵来，她选择了交出照顾权，独自一人黯然离开了医院，并不再过问具体的治疗事宜。 2019年，缠绵病榻三年多的平鑫涛走了，享年92岁，在那场简单的花葬仪式上，琼瑶哭得腰都直不起来，看起来悲痛欲绝。 然而，早已退出这段关系几十年的林婉珍，在听闻这一消息时，只是淡淡地叹息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他走了，她也没陪到最后。” 主要信源：（中华网·新闻——琼瑶曾做第二任丈夫16年地下情人,把正宫原配逼的像小三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