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9年，对越反击战中，何源海中弹牺牲，谁知两年后，他却活着回村，村民们一脸错愕：“你不是已经死了吗？谁叫你回来的！” 一九八一年早春，村口土路上走来一个人，军装褪了色。 有人抬头一看，脱口而出：“这不是烈士碑上那个？”屋里老人探出半个身子：“你不是牺牲了吗？” 村里人早就记住了这个名字，烈士陵园石碑上刻着“五十四军四八一团七连一等功臣何源海”，平时都说村里出了个一等功烈士，在他们心里，这个人已经定格在碑上，只存在于故事里。 往前翻到一九七九年三月二日，对越自卫反击作战打得紧。 五十四军四八一团七连接到穿插任务，要摸到越军后面。七连里有个小战士，打靶时子弹一颗颗钻靶心，战友喊他“神枪手”，连长陈晓成心里有数，关键时候得靠这种兵。 山里那天枪一响，火力点一露头，他抬枪就打，把对面压下去。 身边几个兄弟往前窜，有人刚探出掩体就栽在石头边。 眼看战友一具具倒下，他抱起机枪，贴着地往前挪，子弹连着打，把越军按在土里。 就在他咬牙撑着的时候，一串子弹沿着地皮贴过来，大腿一麻，身子砸进泥里。 血从裤腿里往外冒，耳朵里只剩嗡嗡声。前面的卫生员看见情况，背着药箱往这边冲，刚起身，路边一团火光炸开，手榴弹把石头和泥土全卷起来，人趴在地上，再也靠不了近。 战斗不停，消息往后传，到连里时已经变成一句：“何源海牺牲。”陈晓成脸绷得紧紧的，先把仗打完。战后写总结，他把这个兵在几个关键火力点上的表现一条条写进材料，几点几分打掉什么都写明白。 材料往上送，不久批示下来：追记一等功。 连里的战士把他“生前”穿的衣服、用的茶缸、小本子拾掇好，就地掩埋，说算给人留个念想。 地方政府在烈士陵园立碑，从那天起，村里讲起他，用的都是“牺牲”“一等功”这些字眼。 战场另一头，手榴弹炸完之后，坑洼里还有一点微弱的呼吸。 越军搜人时，把他从泥水里翻出来，发现还有气，就拖回去，简单包了伤。 敌人救人不是心软，只觉得活人值钱，能换情报。 从那之后，他在那边就叫战俘。问话一趟接一趟，从部队番号问到火力部署，从带队干部问到补给线。问不出东西，就上刑，棍棒、皮鞭、冷水轮着来。 能糊弄的就含混过去，不能说的死咬着牙，一句不往外递。 外面的时间照常往前走。 部队的花名册上多了一行“追记一等功”，烈士碑立起来，扫墓的人会在他名字前停一下。 只有在边境那头的小屋里，他的日子一天一天扛过去。 一九八一年，中越开始交换战俘，他被写进名单。车队靠近边境，国旗重新出现在视线里，他跟着大部队回国。 集中安置、核对身份，名字一对，有人愣了，这不就是那位早就按烈士上报的小战士吗。 后面的事就麻烦了。 一等功追记过，烈士碑立好了，人活着站在面前，东西得重算。 档案里多出“被俘”两个字，更让人犯嘀咕。有的人表面客气，背地里一句话就把事说死：“真要硬，敌人能抓住？” 那时候不少地方的观念都差不多，宁死不俘四个字挂得太高，伤重昏迷被拖走，在很多人眼里算不上理由。 有关部门研究，给出的结果很干脆，一等功取消，军旅路走到头，办理退伍，回地方。 他回到村子，迎接他的不是什么锣鼓，而是好奇、嘲讽和各种眼神。 有的人当面问：“你不是死了吗？”有的人私下说：“看吧，最后成了战俘。”父母出门，觉得周围态度变冷。越战回来的人里，带“战俘”这仨字的，常常挨这种眼光。 何源海夹在中间，一头是山上的烈士碑，名字是他的；一头是院子里的饭桌，碗筷也是他的。话堵在心里，说多了像辩解，说少了又不甘心。 夜里蹲在墙根抽烟，有人听见他低声嘀咕：“能活下来已经是万幸，还想啥荣誉。” 陈晓成到村里来，挨家挨户坐下，茶一喝，话就从那年穿插讲起，说七连怎么顶在前头，说神枪手怎么把火力点压下去，说卫生员眼看着人倒在血里却冲不过去。 战俘营里的事，只挑能说的讲几句，重点就一句，这个兵嘴硬，该守的东西一个字没漏。 这些话不像文件，更像老兵拉家常，一句句落在乡亲心里。 在村口撞见他，眼神没那么尖，嘴上不再拿“被俘”当笑话。 有人路过烈士碑，停下脚步多看两眼，心里犯嘀咕：碑上的名字和村里这个人，到底该怎么算。 一等功没有回来，档案也没改，这件事最后就悬在那儿。 有人替他叫屈，有人摊摊手说规矩如此。他自己嘴上还是那句话：“能活下来已经是万幸。”把一九七九年三月二日的山谷、那两年小屋里的拷打，还有一九八一年村口那条土路连在一起看，再去想一个兵值不值得敬重，多数人心里其实都有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