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7月的一天，日本空军接到轰炸四川成都的命令，情报部门也送来密报：‘成都

1940年7月的一天，日本空军接到轰炸四川成都的命令，情报部门也送来密报：‘成都已无空军，空袭成都将不会遇到任何抵抗。’听到这个消息后，日本空军大受振奋，驾驶着32架战斗机飞到成都上空，准备大肆轰炸。 很多年后，一卷写着“成都上空”的旧胶片从铁皮盒里翻出来。 放映机一响，画面里三十二架日机排成长龙，机舱里蹲着记者，抱着摄影机，对着窗外东晃西晃，一副去办轻松差事的样子。 一九四零年七月，日本空军接到轰炸四川成都的命令。 情报部门送来密报，说成都“已无空军”，不会遇到抵抗。指挥的人听完心里一松，把这次出动当成安全任务，三十二架战机依次滑出跑道，拉起飞向西南。 胶片前半段一切顺着设想。机群压着云层飞，记者调角度，等着城市轮廓在炮火里出现。画面到中段，镜头边缘突然蹿出一个小黑点，从云缝里直直往上钻。 那是一架中国的小型战斗机。 它贴着日机肚皮擦过去，机炮在胶片里闷闷一响，几架战机身上闪出火花，队形立刻被打出一个窟窿。 它拉开一点，又折回来再冲，像认准了这团敌机。 前后五次，每一次都往三十二架敌机的缝里钻，距离近得像在巷口抡板凳。 火力有限，伤得了机身，打不下整架，日军飞行员先是吃惊，慢慢又觉得不过如此，认定这架小飞机只能折腾一阵子。 机群刚松气，那架中国飞机忽然不再绕圈。机头对准机群左侧的一架轰炸机，几乎不再调整，直线冲过去。 在天上飞的人都懂，这种动作就是把命往上押。 轰炸机上的日本飞行员本能地猛拽操纵杆，整架飞机一偏，旁边几架也跟着乱了，队形一下散开。炸弹本来要走的航路被扭弯，机群在半空中短暂失序，这时那架中国小飞机钻进云层，消失在画面外。 胶片继续往后播，只能看到日军机群重新拉队，转身掉头离开。 情报里那句“成都已无空军”，到了这一步就难免尴尬，谁也不敢保证云后面不会再窜出第二架，这场轰炸就这样停在天上。 中国这边的抗战档案里，这一仗几乎没有痕迹。 几十年过去，倒是这卷来自日本的影像，让人知道那天城上有过一敌三十二。 研究这段胶片的人不放心，天上既然有那一架小飞机，地面上总会有字。 旧机场的起飞记录一本本翻过去，一九四零年七月那几页被圈出，登记上写着“教练机”，飞行员两字姓名，姓李，旁边标着“航校教官”。 这个身份有些出人意料。 平时提起四川空军，人们说的是那些年轻的前线飞行员。 档案里对李教官的介绍不多，只提他带出过不少飞得稳、打得狠的学生。 那天的记录很冷静。没有命令字号，没有“奉命迎击”的字眼，只记着几点几分起飞，机长是谁。 再对照别的资料，可以看出一点：没有哪个上级按程序叫他上去，这架教练机本来不在作战名单里。 敌机要来，他知道成都这一带已没多少成建制空军，又清楚自己带出的那些学生，不少早早就没回来。 情报里一句“已无空军”，对日本人是利好，对他听着别扭，就把原本用来教学生的飞机开上了天。 记者顺着名字找到李教官的家时，人已经去世，只剩几张旧照片，家人也从没听他说起过那天的空战。 真正把线索串起来的是一本旧日记，日记夹在箱子角落，纸页起了毛边。 一九四零年那几页翻开，事发当天那一行字写得不算工整：“我的学生都战死了，现在该我这个老师上了。”没有长篇大论，没有刻意煽情，就这么一句。 这一句话，把天上的那架教练机和地面上的这个人连在一起。 学生一批批被送上前线，名字后来挂在烈士名册里，教官在地面看名单，看电报，再看空出来的床位，心里怎么翻腾，日记没写，只留下这句“该我上了”。 那天情报说成都“已无空军”，在别人嘴里是一句判断，在他耳边更像一巴掌。 他写完这句，走到机坪，爬上教练机，把本来留给学生用的飞机，推到三十二架敌机前面。胶片里那几次冲刺，那一次差点撞上的动作，都能从这句话里找到影子。 这架教练机火力有限，机龄也不新，在那一天，却成了成都唯一抬头硬顶的翅膀。 它没击落敌机，却搅乱了队形，把一场准备得有板有眼的空袭逼回半路。 李教官的名字，很长时间没有出现在战史里，他那次起飞只在一张记录上划了一道横线，在家人眼里也只是众多“执行任务”里的其中一次。 等到影像被翻出来，日记被翻出来，人们才知道，当年那团从云缝里窜起的小黑影，有个姓李的老师在背后撑着。抗战那些年，很多飞行员连像样的照片都没留下，只剩几行字：某年某月某日，某机场起飞，未归。 装备也好，环境也好，都谈不上占优，多出来的，是不肯服输的那股劲。 学生已经把命押上去了，老师再缩在地面，总觉得过不去那道坎，那天成都头顶那一冲，就是他给出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