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3月，钱大钧icon由香港icon逃到台湾icon。这个昔日蒋介石icon的侍从长，“八大金刚”之一的元老，到台后也只有“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这一虚职。和大部分逃台的国民党icon大员一样，钱大钧此后便处于半退休状态，领着薪水却无多少事情可干。 台北市的永康街，一栋略显陈旧的日式洋房里，钱大钧度过了逃台后的大部分时光。洋房是政府分配的，不算简陋，却远不及他在南京时的公馆气派——当年南京的钱府，有花园、有卫队，往来皆是军政要员，酒局饭局不断，而如今，门口只有一个老佣人打理杂务，院子里的草木都快长疯了，也少有人登门。 他每天的生活过得刻板而乏味。清晨起身，换上一身半旧的中山装，在院子里打一套太极拳，动作迟缓，没了当年的英气。早餐不过是清粥小菜，偶尔加个鸡蛋，这和他在大陆时顿顿山珍海味的日子比起来，简直是天壤之别。 上午多半是坐在书房里，要么翻看以前的老照片，要么临摹书法，笔墨纸砚都是当年从大陆带过来的，用一张少一张，他看得格外珍贵。 这位黄埔军校一期毕业的元老，当年可是蒋介石身边最风光的人物之一。1924年黄埔建校，他担任战术教官，蒋介石对他赏识有加，后来一路提拔，从师长、军长做到航空委员会主任，还当了多年侍从长，负责蒋介石的安全和日常起居，是真正的“天子近臣”。 抗战时期，他主持空军事务，虽然空战战绩不算突出，但凭借和蒋介石的亲密关系，权柄依旧稳固。解放战争后期，他驻守上海，手握重兵，可面对解放军的凌厉攻势，终究无力回天，只能带着家人仓皇难逃。 逃台之前，钱大钧在香港待了几个月，心里满是忐忑。他知道国民党内部派系林立，自己虽然是“八大金刚”之一，却并非蒋介石最核心的嫡系，而且在大陆战场的表现不尽如人意，到台湾后能否保住地位，还是个未知数。 果然，到台后，蒋介石虽然给了他一个“战略顾问委员”的头衔，却没有任何实际权力，既不参与军政决策，也没有具体事务可管，说白了就是个闲人。 和他境遇相似的，还有不少逃台的国民党大员。比如同样是“八大金刚”的何应钦，到台后也只挂着虚职，整天养花种草；还有顾祝同，虽然偶尔能参与一些军事会议，却也没了当年的实权。这些昔日呼风唤雨的人物，聚在一起时，难免会感慨世事无常。 有一次，几位老友在钱大钧家小聚，喝着廉价的台湾米酒，聊起当年在大陆的风光，有人忍不住红了眼眶。钱大钧倒是显得平静，只是一杯接一杯地喝酒，半晌才说：“败了就是败了，没什么好说的。” 他心里清楚，自己之所以被边缘化，不仅仅是因为国民党丢了大陆，更因为他和蒋介石的关系早已不如从前。 解放战争后期，钱大钧曾私下和美国方面有过接触，希望能为自己留条后路，这事后来被蒋介石知道了，虽然没有明着责罚，却记在了心里。逃台后，蒋介石一心重整国民党，重用的都是陈诚、蒋经国这样的亲信，像钱大钧这样的旧臣，自然成了被抛弃的对象。 钱大钧的晚年，最大的乐趣就是研究书法。他的书法造诣本就不浅，逃台后更是潜心钻研，渐渐在台湾书法界有了名气。有时候，会有一些书法爱好者登门求教，他都会耐心指导，不收分文。 有人问他，当年权倾一时，如今赋闲在家，会不会觉得委屈？他总是摇摇头：“能保住一条命，有地方安身，已经不错了。”话虽如此，眼神里却难掩落寞。 1982年，钱大钧在台北病逝，享年89岁。他的葬礼办得不算隆重，前来吊唁的大多是当年的老部下和书法界的朋友。蒋介石早已去世，蒋经国亲自为他题写了挽联，算是给了这位元老最后的体面。 回顾钱大钧的一生，他见证了国民党的崛起与衰败，从黄埔建校到退守台湾，他始终站在权力的中心附近，却终究没能逃脱时代的洪流。 其实，钱大钧的境遇，也是大部分逃台国民党大员的缩影。他们曾经手握权势，风光无限，却因为政权的腐败和内斗，最终失去了江山，只能在台湾苟延残喘。 他们的落寞，不仅仅是个人命运的悲剧，更是一个腐朽政权必然灭亡的见证。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任何违背民心、脱离时代的势力，终究会被历史淘汰。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