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长征路上，詹才芳看到有一个病号被抛弃，他于心不忍，说：“这么年轻，带上吧。”这一决定，让我国多了一个开国少将 1935年的草地，是长征路上最致命的天险。茫茫荒原被积水和烂泥覆盖，腐草散发着刺鼻的腥臭，寒风卷着雨雪不分昼夜地刮。红四方面军的战士们已经在这片绝境中跋涉了七天，粮食早已断绝，不少人靠着挖野菜、煮皮带充饥，伤病员的数量一天天增加。 当时的规矩是，实在走不动的病号只能留下，带着写有部队番号的字条，能不能活下来全看运气——没人愿意抛弃战友，可在生存都成问题的绝境里，这是无奈到让人心碎的选择。 詹才芳那时是红四方面军三十军九十师政委，才27岁，却已是身经百战的老兵。他自己的脚也磨烂了，缠着布条的裤腿沾满泥浆，可每次休息，他总要先去看看队伍里的伤病员。 那天黄昏，部队在一片相对干燥的土坡扎营，侦察兵回来报告，后方不远处的草丛里，躺着一个被落下的病号。詹才芳顾不上休息，深一脚浅一脚地跑过去，就看到一个瘦小的身影蜷缩在那里，身上盖着一件破烂的单衣，嘴唇干裂得渗出血丝，气息微弱得几乎感觉不到。 这孩子叫肖永银，才16岁，是红四军的通讯员。几天前染上了恶性疟疾，高烧不退，走路都摇摇晃晃，部队出发时，他实在撑不住倒在了路边。 战友们想把他带上，可抬着担架走了一段，实在跟不上大部队的节奏，又怕拖累所有人陷入敌军包围，只能含泪把他留下，塞给他几块干硬的青稞饼。肖永银迷迷糊糊中知道队伍走了，想挣扎着爬起来，可浑身一点力气都没有，只能任由寒冷和饥饿一点点吞噬自己的意识。 詹才芳蹲下身，用粗糙的手掌摸了摸肖永银的额头，滚烫得吓人。他回头看了看身后的队伍，战士们个个面带疲惫，不少人自己都需要搀扶，再带上一个重病号，无疑会让行军速度更慢。 身边的参谋低声劝他：“政委，没办法啊，咱们自身都难保，带着他说不定两个人都走不出去。”这话没错，当时红军面临的不仅是自然环境的考验，身后还有国民党军的追兵，每多耽误一分钟，危险就增加一分。 可詹才芳看着肖永银那张稚气未脱的脸，想起这孩子平时送信时总是跑得飞快，脸上总挂着笑容，心里实在过意不去。 “这么年轻，还没来得及多打几个鬼子，怎么能就这么扔在这里？”他咬了咬牙，对参谋说：“把我的马牵过来，让他骑着，实在不行，咱们轮流抬着他走！”战士们都愣住了，要知道，在长征路上，战马是多么珍贵的物资，大多用来驮运伤员和粮食，詹才芳自己从来都是步行，现在却要把马让给一个非本师的病号。 没人再反对，几个战士立刻把肖永银小心翼翼地扶上马背。詹才芳则和大家一起步行，还特意交代炊事员，有一点稀粥都要先给肖永银喝。 肖永银清醒过来时，发现自己躺在马背上，看到詹才芳在泥泞中艰难跋涉的身影，眼泪一下子就流了下来。他想挣扎着下来，却被詹才芳按住：“好好躺着，保存体力，等病好了，有的是硬仗要打。” 接下来的路程，肖永银成了全师的“重点保护对象”。白天，他骑着马，战士们轮流牵着缰绳；晚上宿营，大家会把仅有的干柴多分出一些，给他烧火取暖。 詹才芳只要有空，就会坐在他身边，给他讲革命的道理，鼓励他一定要坚持下去。肖永银记着这份恩情，病稍微好转，就坚持要下来走路，把马让给其他更重的伤员，自己则拄着一根树枝，咬着牙跟着队伍，哪怕走得慢，也绝不掉队。 走出草地后，肖永银的病彻底好了。他凭着过人的勇敢和机智，在战场上屡立战功。 抗日战争时期，他成为八路军的营长，在百团大战中带领战士们端掉日军多个据点；解放战争中，他已是纵队副司令员，挺进大别山、参加淮海战役，跟着刘邓大军南征北战，打出了不少经典战役。1955年授衔时，41岁的肖永银被授予少将军衔，成为开国将领中备受瞩目的一员。 每次回忆起长征路上的那段经历，肖永银总会眼含热泪。他常说：“没有詹才芳政委，就没有我肖永银的今天。在那样的绝境里，他不仅救了我的命，更给了我坚持下去的勇气。”而詹才芳后来也成为开国中将，两人在革命岁月中结下的深厚情谊，成为军中佳话。 很多人说，詹才芳当年的一个善举，无意间为国家留住了一位军事人才。可在那个年代，红军队伍里的这种“善举”，其实是刻在骨子里的信仰。 他们不是不知道危险，不是不懂得权衡利弊，只是在生死关头，他们始终坚守着“不抛弃、不放弃”的信念，把战友的生命看得比自己还重。正是这种相互扶持、彼此温暖的革命情谊，让红军在绝境中一次次创造奇迹，最终走向胜利。 革命的胜利从来不是一个人的功劳，而是无数个像詹才芳这样心存善意、坚守信念的人，用一次次的选择汇聚起来的力量。一次不忍抛弃的决定，成就了一位开国少将，更见证了人民军队最珍贵的底色。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