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大国的学者卢麒元，近日在北京公开发声。 他提出了一个惊世骇俗的主张：“立法者每次参与都要政审！”他说，因为最严重的渗透，是通过“立规矩”。他发声针对两个事：第一，近几日我们的法律中出现了“优先采用国际标准”的条款；第二，立法者本身的背景与利益冲突政审。 事情得从这次引发关注的标准化政策说起，市场监管总局2025年出台的《采用国际标准管理办法》明确提出鼓励等同采用国际标准，这里的国际标准特指ISO、IEC、ITU三大国际组织的规范。 表面上看，这是为了让国内产品更快契合国际市场的准入门槛，减少贸易壁垒，但只要稍微琢磨就会发现，国际标准从来不是中立的技术文本，而是背后各国产业利益博弈的结果。 三大国际组织的核心制定权长期被西方发达国家把持，他们往往会把自身的技术优势、产业特点甚至利益诉求嵌入标准条款中，咱们盲目“优先采用”，很可能就掉进了别人预设的陷阱。 就像有些行业曾经的经历，明明国内有成熟且符合国情的技术方案，却因为要对接所谓国际标准，被迫淘汰本土技术、引进高价的国外设备和专利，最后不仅丧失了产业主导权，还被人卡住了供应链的脖子，这种通过标准实现的“软渗透”，比直接的技术封锁更隐蔽，危害也更持久。 这种标准的渗透最终要通过立法环节落地，这就不得不提卢麒元关注的第二个核心问题：立法者的背景与利益冲突。 如果参与制定相关法规的人本身与国外资本、跨国企业存在利益关联，那么在推动“优先采用国际标准”时，就很难保证站在国家和本土产业的立场上。 举个很现实的例子，最高检公布的公益诉讼案例中，曾有地方企业借助不契合本土环境的标准漏洞，违规排污破坏生态，背后就牵扯到部分规则制定时对国际标准的生搬硬套，忽视了我国特定的气候和地理条件。 这还只是生态领域的小问题，要是在能源、通信、高端制造这些核心领域，立法者因为利益冲突而在标准采用上“放水”，导致关键产业被国际标准捆绑，后果不堪设想。 毕竟立法是国之大事，一句“优先采用”的条款，可能就会决定一个产业的兴衰，容不得半点夹带私货，更容不得外部势力的渗透干扰。 可能有人觉得“政审”二字过于严格，但在大国博弈日趋激烈的当下，这其实是守住规则主权的必要手段。 看看那些被国际标准拿捏的国家，无不是在规则制定环节丧失了主动权，最后只能被动接受别人的安排。 就拿《采用国际标准管理办法》里的要求来说，虽然提到了要结合我国国情进行适用性分析，包括气候、地理、技术等差异，但这些分析的话语权如果掌握在有利益冲突的人手里，很可能就变成了走过场。 比如某些基础性国际标准，看似通用，实则暗藏玄机，要是立法者不经过严格的背景审查，很可能意识不到其中的渗透风险，稀里糊涂就把国家利益的“大门”给打开了。 这种通过立法和标准实现的渗透，比任何显性的干预都更难察觉，也更难逆转，毕竟规则一旦确立，再想修改就要付出巨大的成本。 卢麒元的发声之所以值得重视，就是因为他戳破了“与国际接轨”的温情面纱，点出了规则制定权背后的利益博弈。 在这个谁掌握规则谁就掌握主动权的时代，把定规矩的权力守好，比什么都重要。 那些觉得“政审多余”的人，恐怕是没见过国际竞争的残酷，没经历过被标准卡脖子的憋屈。 立法者作为规则的制定者，其立场和背景直接关系到国家利益的走向，每次参与立法都进行严格的政审，不是不信任，而是对国家负责、对人民负责。 毕竟，在大国博弈的棋盘上，任何一个规则漏洞都可能被对手利用，任何一次立法环节的渗透都可能导致满盘皆输，这绝不是危言耸听，而是被无数现实案例印证的真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