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11月8日凌晨，阎罗殿的牢房门缓缓打开，萧明华从牢房里站起来。 老虎凳留下的伤还没好透，她却把脊背挺得笔直，像在师范学院的讲台上准备讲授《诗经》那样从容。 走廊尽头的煤油灯忽明忽暗，把她的影子拉得很长，长到能触到三年前离开嘉兴时，母亲塞在她包里的那方绣着玉兰的手帕。 1948年夏天的嘉兴码头，萧明华把那方手帕塞进贴身的衣兜。 父亲在织袜作坊里赶工，母亲站在石阶上抹眼泪，谁也不知道这个中文系高材生要去台湾深造的真正目的。 她在《国语日报》编辑室里改学生作文时，总会在字里行间夹进些奇怪的符号后来同志们才知道，那些批改痕迹其实是军舰调动的密码。 旗袍开衩处藏着的微型相机，在1949年8月差点暴露。 那天她搭乘的渔船遇到巡逻艇盘查，冰凉的枪口抵住后背时，她想起三哥萧明柱的话：紧要关头，把情报变成不能说话的东西。 她假装晕船跌进船舱，在浪花溅起的瞬间，把藏着军港布防图的《古文观止》塞进了鱼篓。 1950年2月4日的生日宴成了最后的晚餐。 当特务踹开木门时，她正教孩子们写春字。 青花瓷碗摔在地上的脆响里，她用裙摆盖住了桌下的电台这个动作后来让23名同志安全撤离。 审讯室里，电刑让她一次次失去意识，但醒来后第一句话总是我只是个教书的。 发髻里藏着的血书信仰不死，是她留给这个世界最后的笔迹。 难友林嫂记得，临刑前一晚，萧明华带着大家唱《东方红》，调子跑了却没人笑，因为月光从铁窗照进来时，每个人都看见她脸上有光。 台北马场町的风很硬，吹得她短发乱飞，她拒绝蒙眼，说要看清回家的方向。 1982年北京的秋天，八宝山公墓的银杏叶落满了墓碑。 萧明柱把妹妹的骨灰盒轻轻放进墓穴，骨灰坛上还留着香港中转时的海关火漆印。 启功先生题写的归来兮三个字被雨水打湿，墨色晕开像一滴泪。 三十年前母亲绣的玉兰手帕，此刻正躺在骨灰盒旁，边角的丝线虽已褪色，却依然能闻到江南的桂花香。 如今去八宝山凭吊的人，常会在一号墓区看到那块没有生平的墓碑。 导游说这是位特殊的老师，却很少有人知道，1950年那个黎明，台北六张犁乱葬岗的泥土下，藏着一个嘉兴姑娘用生命守护的秘密她到死都没忘记，自己不仅要教孩子们识字，更要让他们知道，海峡对岸有家的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