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来，对于白求恩，我们宣传的都是他如何高尚、如何伟大，但却很少有人知道，他为什么会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且拼尽全力救治中国人？ 那个被印在课本里的名字，是不是因为光环太亮，让大伙都有点看不清他的真模样了？ 白求恩，在这个名字背后，到底藏着个啥样的人？大家都知道他为了中国把命都搭上了，但要是把那些“伟大”的词儿先放一边，把他还原成一个普普通通的人，你会发现这人简直是个矛盾体，让人直咂舌：他明明是站在西方精英圈子顶尖的大人物，手里握着连现在医生都眼红的顶级资源，最后却把自己像根蜡烛似的，在一个当时几乎可以说是医疗荒漠的国家，一下子就给烧干了。 你可能都想不出来他在北美的江湖地位有多高，在他那个年代，胸外科这一块，他几乎就是坐头把交椅的人，1935 年选出来的美国胸外科学会执委，全美国一共才五个名额，他就占了一个。 现在的医生要是能发几篇SCI论文，那都够吹一辈子的，可白求恩那时候就已经是个“技术狂人”了，手里攥着14篇学术论文。他不光是个拿手术刀的大夫，还是个发明家。 直到现在，还有好多医疗器械是当年他鼓捣出来的，比如那个挺有名的“白求恩肋骨剪”，而且还有整整12种外科器械都是他的专利。 在蒙特利尔圣心医院当主任，天天出入上流社会，拿着高薪水，这妥妥的是人生赢家的剧本，但他好像天生就跟“安稳”这俩字过不去。 这就要说到他的另一个身份了：“不安分的理想主义者”。 1935年那次去苏联算是个人生转折点，他在那看见了一件稀奇事：看病居然可以不花钱，这对于一个见惯了穷人因为掏不起诊费只能等死的西方医生来说，冲击力太大了。 那种“有尊严的医疗”让他回国后没几个月，就二话不说加入了加拿大共产党。 从这时候开始，那个穿得西装革履的名医就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随时准备上战场的战士。 其实在来中国之前，他已经在西班牙反法西斯战场上练过手了，就是在那，他因为看见太多伤员因为失血过多死掉，直接弄出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战地移动血库”。 八个月的时间，他在战火里亲手给伤员做了500多次输血。他在西班牙碰见了陶行知，又读了那本当时特别火的《红星照耀中国》，在那位教育家的讲述和斯诺的文字里，延安那群穿得破破烂烂但眼睛里有光的人，成了他新的向往。 在他看来，西班牙的马德里和中国的华北，打的本质上就是同一场仗。 当1938年他那个有点驼背但脚步坚定的身影出现在汉口的时候，国民党那边想用高官厚禄留住他，他连眼皮都没抬一下，撂下一句拒绝的话，扭头就奔延安去了。 到了延安，没有什么鲜花掌声，当晚等着他的是和毛主席的一场通宵长谈。 他也是个急脾气，一来就立下军令状：只要救治及时，这一片战场的重伤员存活率，我有把握做到 75%，主席也是看准了他这股子劲，大笔一挥，批准他去战斗最激烈的晋察冀前线。 前线的环境大家都知道，那时候中国连干净的纱布都缺，更别提无菌手术室了。 既然没有后方医院，那就把手术室搬到骡子背上，他发明了一种叫“卢沟桥”的药驮，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一个装在骡子背上的微型三甲医院。 这套装置看着土，却是个精密的“变形金刚”，拆下来拼一拼就是手术台，里面的物资够做100台手术、换500次药。这种把顶级医疗资源“流动化”的思路，在当时的游击战环境下简直就是神来之笔。 他对医疗标准的苛刻程度，能让手下的护士吓出一身冷汗，有一次，一名护士因为太累操作失误，给了伤员错误的药，平时看着挺和蔼的白求恩当场就发火了，那种严厉的批评让在场所有人都明白了一个道理：在这个人的心里，人命大于天，容不得半点糊弄。 其实他的结局，也是这种性格注定的。 1939 年 10 月在摩天岭的那台手术，因为没戴手套，他的左手中指被碎骨给扎破了，如果是现在，也就是打个破伤风加点抗生素的事，但在那个缺医少药的年代，尤其是没有抗生素的情况下，这种伤口对于一直在高强度工作、免疫力低下的他来说，就是一道催命符。 他甚至没给自己留休养的时间，带着发炎的手指继续干，直到细菌攻陷了整个身体转成了败血症。 1939 年 11 月 12 日，在河北唐县的一个小村子里，这个总是风风火火的加拿大人安静了下来，生命永远停在了49岁，他在中国的土地上只待了655天，甚至不够现在的留学生读完一个学位的时间。 但就这不到两年的时间，他不是用嘴在喊口号，是用手术刀一刀一刀地把“国际主义”这四个字刻进了中国人的骨子里。 后来很多老兵只要提起他，都会红着眼圈说那句话：“要是没有老白，我也活不到今天。” 他这一生，把最顶尖的技术给了最贫苦的战场，把最体面的生活换成了最艰苦的牺牲。 我们纪念他，不仅仅因为他是外国人，更因为在那段最黑暗的日子里，曾经有一个这么纯粹的人，为了陌生人的生命，把自己活成了一束火把。
无心醉相思
他是个纯洁纯粹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