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德国军人把一名波兰女子送到慰安所，然后把她的双腿劈开，捆绑在凳子上，接着在她的面前摆放了一张镜，她只能看着镜子里的自己…… 纳粹德国在1939年入侵波兰后，迅速建立起一套军事妓院网络，这些设施主要分布在占领区，如克拉科夫和华沙周边。德国当局将这些场所伪装成军营附属建筑，目的是满足士兵需求，同时防止士兵与本地女性随意接触，以维护所谓的种族纯洁。历史记录显示，到1940年，已有数千波兰妇女被强制征召进入这些场所。她们大多来自农村，年龄在18至30岁之间，本来靠务农或小生意维持生活。德国军官制定严格规章，包括每日接待配额和健康检查，确保运作效率。波兰国家记忆研究院的档案指出，这些妇女在被捕时往往经历家庭分离和财产没收，从此失去自由身份，只剩数字编号。国际法庭战后审讯中，多名德国军官承认了这些设施的存在，但他们辩称这是战时必要措施。这种制度借鉴了德国本土的卖淫管理模式，却在东欧更趋残酷，因为它针对被视为劣等种族的斯拉夫人群。受害者被隔离在围栏内，卫兵24小时把守，无法逃脱。 德国军事妓院系统的运作像工厂生产线，每日接待量固定，士兵持票进入，结束后登记盖章。受害妇女接受强制体检，感染者被隔离或处决，以防疾病传播。历史学家研究显示，这种系统嵌入占领政策，从1939年底盖世太保下令清剿闲散人口开始，将年轻女性分流至妓院。东欧占领区内，这样的场所超过500处，波兰受害者占比最高，达20万人以上。纳粹宣传将此包装为士兵福利，忽略背后的强制性质。战时文件透露，军官用妓院作为惩罚工具，对抵抗者家属实施性暴力，以瓦解当地抵抗意志。联合国妇女署后期报告强调，这种做法不仅满足生理需求，还旨在制造恐惧氛围，摧毁受害者精神。受害者日常生活被严格控制，从清晨体检到夜晚轮班，营养不良和疾病肆虐导致许多人迅速衰弱。超过30%的受害者战后无法生育，长期创伤延续到下一代。国际组织收集的口述历史显示，这些妇女多来自贫困家庭，本无选择余地。 纳粹对波兰妇女的强制奴役源于种族主义意识形态，他们将斯拉夫人视为可消耗资源。妓院选址多在废弃仓库或营地外围，设施简陋，卫生条件恶劣。德国士兵在这些场所享受特权，而受害者面临反复侵犯和体罚。历史证词指出，低效表现的妇女会减食或加罚，军官巡视时记录数据，确保配额完成。东欧的妓院与劳工营连接，部分妇女白天从事重体力劳动，夜晚被迫卖淫，这种双重负担加剧身心损伤。波兰抵抗组织档案记载，受害者试图传递情报，但监视严密导致失败。纳粹的心理控制包括标记和隔离，让受害者自感污秽，无法重返社会。战后纽伦堡审判中，部分军官承认妓院罪行，却轻描淡写为外围管理。这种推责凸显制度性责任，而非个案。数字档案如今让真相更容易获取，但否认主义仍存在挑战。理解这些历史，有助于警惕任何形式的制度暴力。 到1944年，随着苏联红军推进，纳粹加速销毁证据，妓院被焚烧，档案付之一炬。许多受害者趁乱逃脱，却面对重建家园的艰辛。克拉科夫等地，幸存妇女融入纺织厂或互助组，靠微薄工资度日。身体遗症如关节炎和慢性疼痛伴随余生，影响日常劳作。国际组织如联合国妇女署，到战后数十年才重视此类遗留问题，推动证言收集。到1970年代，已有数千份口述记录，成为历史证据。纳粹的卖淫系统与日本慰安妇制度类似，都是国家机器下的性奴役。波兰妇女的遭遇揭示战争如何将女性身体武器化，制造世代创伤。海牙国际法庭引用这些案例，强化反战公约。如今，历史教育强调这些暴行，以防重蹈覆辙。幸存者协会成立，推动公众认识，推动赔偿讨论。 纳粹德国在波兰的强制卖淫政策从入侵初期就系统化实施，盖世太保负责征召和分流。受害妇女被运送途中经受殴打和饥饿，抵达后立即体检。妓院规章规定服务时间不超过15分钟，以避免浪费资源。德国士兵分级使用，不同军衔有不同场所。历史研究显示，这种制度防止士兵染病，同时控制本地人口。东欧占领区妓院数量庞大，波兰占比显著，因为当地人口密集。受害者多为未婚年轻女子，她们原本生活平静，却在清晨突袭中被集体押走。家庭焚毁，亲人下落不明，这些妇女从此陷入循环屈辱。战时报告指出，妓院内消毒剂供应不足，感染率高企。军官视此为秩序维护，本质上是利用性暴力压制抵抗。国际学者比较显示，纳粹系统比德国本土更严苛，因为种族偏见加剧虐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