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晚年不止一次地复盘，认为自己在新中国成立后犯下的“最大历史错误”，就是没有在1949年到1950年初，集中第二、第三野战军的全部主力，一举解放台湾。 1949年初，大陆战事基本明朗，毛泽东已经开始谋划解决台湾问题。他当时就预见到，台湾问题比西藏更复杂，因为国民党残余力量全撤到了那里，又有美国在背后插手。但初期，解放军的主要精力还放在肃清大陆的国民党残敌上。 1949年3月，中国共产党首次公开提出“一定要解放台湾”的口号。甚至已经内定了台湾解放后的省委领导班子，舒同担任省委书记，刘格平为副书记，相关干部都已完成培训，只等渡海。 在军事上，解放台湾的准备工作也紧锣密鼓地展开。1949年7月，毛泽东指示华东军区的陈毅、粟裕等人，要求他们加强海军力量，做好解放台湾的准备。到1950年，解放海南岛后，进攻台湾被列为重中之重。1950年5月，第三野战军成立了以粟裕为总指挥的前线指挥部，计划投入3个兵团、12个军，总计50万人的强大兵力，准备发起渡海战役。 国际社会也密切关注，美国的远东情报处甚至预测台湾在7月15日前会遭到全面攻击。然而，1949年10月的金门战役失利，暴露了解放军渡海作战的严重短板。但毛泽东解放台湾的决心并未动摇。 毛泽东后来反思，最大的战略失误在于兵力使用上。他认为，1949年底到1950年上半年有一个短暂的宝贵窗口期。那时蒋介石退守台湾，立足未稳，而美国一度采取了观望态度，甚至将第七舰队从台湾海峡撤走。这本是千载难逢的机会。 但当时，第二野战军主力被分兵派往西南地区作战，第三野战军则要负责东南沿海大城市的守备和清剿残敌，导致无法形成最强的拳头。结果，以不占优势的兵力发起的金门战役遭受挫折，让蒋介石得以在台湾稳住阵脚，把这盘棋走活了。毛泽东对此深感遗憾，认为这是一个“大的历史错误，是不能挽回的错误”。 就在解放军全力准备攻台时，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这一突发事件彻底打乱了原有的计划。美国总统杜鲁门下令美国第七舰队侵入台湾海峡，以武力阻挠新中国解放台湾。这使得解放台湾的难度急剧增加。面对突如其来的重大威胁，以及东北边境遭受的严重威胁，中共中央经过艰难决策，作出了“支援朝鲜人民，推迟解放台湾”的战略调整。原定于1950年发起的攻台作战被迫无限期推迟。 朝鲜停战后，毛泽东等人曾想再次推动解放台湾，但此时国际环境和台湾的防御都已发生根本变化。美国加深了对台湾的干涉，在亚太地区拼凑反共军事集团，并于1954年12月同台湾国民党当局签订了《共同防御条约》。 面对强敌介入的既成事实，毛泽东和周恩来敏锐地调整了策略，将斗争重点从主要针对蒋介石转向主要针对美国，斗争方式也从侧重军事进攻转为侧重外交和政治斗争。他们意识到，解决台湾问题从此需要分两步走了：先是反对美国侵占台湾，然后才能实现两岸统一。 在坚定维护“一个中国”原则的前提下，毛泽东也开始积极探索和平解决的可能性。1956年后，争取和平解放台湾成为工作重点。毛泽东提出了“第三次国共合作”的设想。 1958年炮击金门，毛泽东的深意是“击美”，利用这场危机，他巧妙地与蒋介石在反对美国搞“两个中国”上形成了某种默契。他决定不收复金门、马祖，就是为了留下一个与台湾当局保持接触和斗争的渠道，防止台湾被彻底割裂出去。周恩来还将对台政策系统概括为“一纲四目”，传递出和平解决的诚意和具体条件。 进入七十年代，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恢复，中美关系缓和，形势更为有利。毛泽东和周恩来加快了和平努力的步伐。1973年，毛泽东委托92岁高龄的章士钊赴香港，设法向台湾传达和谈信息。 1974年西沙自卫反击战时，毛泽东明确指示解放军海军舰艇编队穿越台湾海峡，而蒋介石在接到报告后，也出人意料地下令放行，说了句“西沙战事紧哪”，并让台湾海军打开探照灯协助。这一事件充分说明，在民族大义面前，双方在“一个中国”问题上存在根深蒂固的默契。 甚至到了1975年春节，蒋介石经过长时间思考，终于动了与中共重开谈判的念头，将通过陈立夫向大陆发出了邀请毛泽东访问台湾的信息。毛泽东则对邓小平表示，两岸应尽快实现“三通”，邓小平也可以代表他去台湾访问。历史的遗憾在于，两位恩怨交织了大半生的政治人物最终都未能看到这一幕。蒋介石于1975年4月5日去世，毛泽东也在第二年的9月9日与世长辞。 毛泽东未能在生前解决台湾问题，其早期的战略抉择确是一个他反复思量的因素。但更根本的原因是朝鲜战争后美国力量的强势介入，使得问题变得极其复杂国际化。 尽管如此，毛泽东在任期间，成功地将台湾问题界定为反对美国干涉中国内政、维护中国统一的核心问题，并为后来的“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方针奠定了重要基础。他晚年对此事的反复思量，正说明台湾问题在其心中分量之重，也成了他念念不忘的历史遗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