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中共陕西省委书记杜衡被捕后叛变，供出了梁德元。梁德元预感事情不妙，嘱咐身边人，如果我被捕牺牲，把我的头割下，放在脸盆里，顺着黄河飘，我便可以回山东老家了…… 西安南郊，一处不起眼的土屋里，梁德元正忙着整理一批准备转交给兰州联络点的材料。消息是下午刚送到的：杜衡在临潼落网，供出了数十名党组织成员，甘宁青特委的地下交通线和联络点几乎全被摸清。 梁德元的神色并无惊慌，只是沉默许久。他不是第一次面对突变。1931年，他就曾奉命前往兰州、中卫一带，协助建立西北交通线，掩护陕北红军活动。 那年冬天，他在中卫城里以商贩身份建立了秘密联络点，掩护了多名从南京撤回的干部。他心里清楚，自己已被敌人列入黑名单，只是一直没有确切证据。 指尖划过叠得整齐的密写材料，油墨的淡香混着土屋的霉味钻鼻腔，梁德元忽然抬手抹了把脸，指腹蹭到的全是连日熬夜的疲惫。他不是不慌，是慌没用——杜衡作为省委书记，手里攥着的何止是联络点地址，还有每个地下工作者的伪装身份、接头暗号，甚至家属住处。敌人既然能摸清甘宁青特委的脉络，下一步必然是按图索骥，西安城里的每一处秘密据点都可能在黎明前被撕开缺口。 他想起在中卫开杂货铺的日子，门板上挂着的蓝布幌子下，藏着传递情报的铜铃暗号。有次国民党军警突然搜查，他正给受伤的干部包扎伤口，情急之下把发报机塞进装红枣的麻袋，军警捏着红枣问“这货哪儿进的”，他操着半生不熟的西北话答“宁夏滩上收的，甜得很”，硬是凭着镇定蒙混过关。可这次不同，叛徒的出卖比军警的搜查更致命，那些他亲手搭建的“安全屋”，那些他视作战友的同志，可能转瞬就会落入魔爪。 身边少年攥着他的衣角，声音发颤：“梁叔，我们快跑吧？”他转头看少年，这孩子才十六岁，是交通员的儿子，跟着他学密写才三个月。梁德元从灶膛里掏出块烧得温热的红薯，塞到少年手里：“跑？材料还没送出去，兰州那边还等着消息，我们跑了，那边的同志怎么办？”他顿了顿，目光落在墙角那只粗瓷脸盆上——那是他从中卫带来的，边缘磕了个豁口，平时用来洗脸，此刻却成了他对家乡最后的念想。 谁不想魂归故里？他十五岁离山东老家，跟着闯关东的同乡一路向西，见过黄河结冰时的壮阔，也尝过背井离乡的苦涩。投身革命后，他把家书藏在夹层里，每次翻看都能想起母亲在村口挥着的蓝布帕子。可他更清楚，若不把侵略者和反动派赶跑，别说魂归故里，就连活着的人都要在水深火热里挣扎。杜衡叛变时或许忘了，那些在风沙里挨饿掩护干部的百姓，那些把情报缝进衣襟的妇女，那些宁死不吐露一个字的战士，他们坚守的从来不是某个人的命令，而是“让后代能安稳过日子”的念想。 他连夜把材料分成三份，用米汤重新密写在《论语》《孟子》的字里行间，又把联络暗号刻在三枚铜钱上，分别交给三个可靠的同志：“你们分三路走，天亮前必须出城，就算有人牺牲，也要保证至少一份材料送到兰州。”交代完这些，他把那只粗瓷脸盆擦得干干净净，对少年说：“记住我之前的话，真到了那一步，别让我漂得太远。” 后来的日子里，梁德元果然没能逃过敌人的追捕。但他直到牺牲前，也没吐露半个字的情报，那只粗瓷脸盆终究没能载着他的念想漂回山东。可黄河奔涌千年，那些像梁德元一样的革命者，用热血浇灌出的希望，早已在他们眷恋的土地上生根发芽。我们如今走过的平坦道路，见过的安稳烟火，不正是他们用“魂归故里”的执念，用舍生取义的勇气换来的吗？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