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刘文典到北大教书。一天，辜鸿铭问他：“你教什么课？”“汉魏文学。”刘文典恭敬地回答。“就你？”辜鸿铭冷笑地瞥了他一眼。 1917年秋天，北京大学在马神庙的校舍还没翻修完，走廊地板踩上去嘎吱嘎吱响。 那嘎吱声，好像踩在历史的关节上。马神庙这地方，前身是清朝的公主府，1898年京师大学堂开张时就设在这里。1917年的北大，砖瓦是旧的，人心却是新的。蔡元培校长刚来不久，“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风气，像初秋的风，开始吹动这座古旧府邸的窗纸。 就在这新旧交替的响动里，28岁的刘文典站定了，面对着辜鸿铭那双冷眼。 现在的人可能不太懂那一眼的分量。辜鸿铭何许人也？他留着辫子，却通晓西学，据说有十三个博士学位，是北大校园里一道孤傲又醒目的风景。在他面前，年轻的刘文典确实没什么拿得出手的“硬通货”。 他虽也是日本早稻田大学的留学生，1907年就加入了同盟会，资历不算浅。但在北大这个教授如云的殿堂，他初来乍到，没出版过什么震惊学界的专著，只在《新青年》做点英文翻译的活儿。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个“青椒”。 辜鸿铭那句“就你？”和那声冷笑，像两根冰冷的针，扎扎实实钉进了刘文典的自尊心里。北大廊下的地板会嘎吱响，人心里的槛，迈不过去才是真响。 刘文典没当场争辩什么。知识人的尊严，不是吵出来的，是做出来的。他默默转身，钻进了故纸堆。他知道症结在哪：没有一部能“服人”的著作，在这高手林立的学界，腰杆就挺不直。 他选了一条最难走的路——校勘古籍。这活儿有多苦？他自己后来跟胡适吐过苦水：“弟目睹刘绩、庄逵吉辈被王念孙父子骂得太苦，心里十分恐惧，生怕脱去一字，后人说我是妄删；多出一字，后人说我是妄增；错了一字，后人说我是妄改。” 字字千斤，他怕身后骂名。 他挑中了《淮南子》这块硬骨头。这本书揉合百家，博大精深，但历代版本杂乱，错漏不少。刘文典校书，讲究版本，不是好版本不看。他把自己埋进各种孤本、善本里，一个字一个字地抠，一条注一条注地核。他夫人回忆那段日子直说“很可怜”，“病了好几次”。半夜想到某个疑难，他会立刻爬起来点灯查证。 就这么“玩命”了一年多，1923年，一部二十一卷的《淮南鸿烈集解》横空出世。刘文典请胡适作序，一向倡导白话的胡适，这回破例用文言写了序言，称赞这是“总帐式之国故整理”，成就“最精严有法”。学界为之震动，连梁启超都击节称赞。32岁的刘文典，凭这一部书，在国学界立稳了脚跟。 当年走廊上那声冷笑，似乎还在耳边。刘文典没停下。他知道东洋学界对《庄子》研究很深，心里憋着一股劲：“自己家的东西，为什么在别人那里非常出名？” 他又跟自己较上劲了。这一较劲，就是十多年。查遍历代注疏，参校无数版本，直到1939年，皇皇十卷的《庄子补正》才告完成。大学者陈寅恪亲自作序，评价极高：“先生此书之刊布，盖将一匡当世之学风，而示人以准则。” 当年那个被辜鸿铭一眼看得心里发虚的年轻教员，成了连蒋介石都敢顶撞的“狂士”，成了在学生面前坦言只佩服陈寅恪的“狷介”教授。他走过了一条典型的中国文人“逆袭”之路：把屈辱咽下去，化成骨气；把冷眼收进来，燃成灯火。 回头想想，北大马神庙校舍那嘎吱嘎吱的地板声，多像历史的脚注。它在提醒每一个走过的人：这里不认虚名，只认真功夫。辜鸿铭的傲慢，未必是坏事；它成了刘文典磨剑的那块砺石。世上多少真学问，起初都源于一口不服输的气。 权威信源参考：《光明日报》2017年06月26日13版《校勘大师刘文典》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