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北大才女王承书吃完饭后，像往常一样去了实验室。谁知这一走，却像人间蒸发了一般，丈夫因找不到她，差点翻遍了北京城。10多年后，儿子打开门，发现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太太，定睛一看，却是消失了多年的母亲。 那顿晚饭和往常没什么不同。丈夫张文裕，这位同样知名的物理学家，或许还在和妻子讨论某个学术问题。他们年幼的儿子也想不到，母亲这一出门，再回家竟会是那么久以后的事。王承书就这么“消失”了，没留下一句明确的交代。 张文裕寻遍了所有可能的地方，问遍了可能知情的同事朋友，得到的只有沉默或茫然的摇头。一个大活人，还是北大著名的女教授，怎么就凭空不见了呢？这成了压在张家心头一块沉甸甸又无法言说的石头。 他们不知道的是，此时的王承书，已经肩负起一个关乎国家命运的秘密使命。就在不久前，时任二机部副部长的钱三强找到了她，谈话内容直白而沉重：苏联专家突然撤走，关乎原子弹心脏的高浓铀研制陷入绝境，急需顶尖学者改行，从零开始攻克难关。这项工作一旦接手，就意味着必须隐姓埋名，断绝一切公开的学术联系，甚至要长期离开家人。 钱三强深知这个要求近乎苛刻，尤其对一位已经49岁、在原有领域卓有建树的女性学者而言。但他没想到，王承书的回答没有丝毫犹豫，只有斩钉截铁的三个字：“我愿意。” 这声“我愿意”，对王承书来说不是第一次，也绝非偶然。她骨子里就有股“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劲头。出身上海书香门第，她却偏要挑战“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旧规，成为燕京大学物理系那届唯一的女生，并以连续三年第一的成绩毕业。 婚后，她不甘于依附丈夫，据理力争，破格获得了本不招收已婚妇女的美国密歇根大学奖学金，孤身赴美深造。在那里，她与导师合作提出的“王承书-乌伦贝克方程”震动学界，被公认前途无限，甚至被认为有冲击诺贝尔奖的潜力。 然而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传来，她和丈夫张文裕毅然决然放弃了优渥的一切，历经长达七年的重重阻挠与斗争，终于在1956年回到祖国。第一次面对钱三强为热核聚变研究“改行”的邀请时，她的回答同样是“我愿意”。 但1961年这次“我愿意”的分量，截然不同。它意味着真正的“人间蒸发”。她告别了丈夫和心爱的幼子，从国际物理学界的视野里彻底消失，一头扎进了大西北代号“504”的浓缩铀工厂。那是荒凉之地，生活条件极其艰苦。 她的任务是从理论层面，让苏联人留下的一堆近乎废铁的机器“起死回生”。没有现成的资料，她就从年轻人听苏联专家讲课记下的三本残缺笔记入手，自己先啃透，再搭起帐篷给研究人员上课。 最关键也最枯燥的是海量计算。当时全国仅有一台每秒15万次的电子计算机刚启用，为了验证结果的万无一失，王承书坚持用落后的手摇计算机进行复核。她手指力量不足，就用右手中指压着食指，一下、一下地敲击按键，演算的数据装满了三个大抽屉。 工厂里数千台扩散机组如何启动、如何级联、如何取出合格产品，所有关键的理论计算，都从这单调的“咔嗒”声中诞生。高强度的工作让她迅速衰老，青丝变白发。她心中对家人充满愧疚，曾对上级领导说：“在我的承诺中，除了对孩子的承诺不能兑现外，其他的都能兑现。” 所有的付出，在1964年1月14日迎来了黎明。504厂成功取得第一批高浓铀合格产品，为原子弹提供了最核心的“血液”，时间比原计划整整提前了113天。 同年10月16日，罗布泊上空的蘑菇云震惊世界。然而，举国欢腾的时刻，王承书依然默默无闻。面对钱三强“继续隐姓埋名”的第三次邀请，她的回答，是人生中第三次坚定的“我愿意”。 直到1978年，这段漫长的隐身岁月才暂告段落。当儿子打开家门，看到那位白发苍苍、几乎不敢相认的老妇人时，积压了十七年的思念与疑问瞬间涌上心头。母亲回来了，他们这才模糊地知道，这些年来，母亲究竟去了哪里，做了什么。 晚年的王承书，依旧过着极为简朴的生活，一件蓝灰色上衣穿了又穿。她从回国后每月280多元的工资里，拿出200元交党费，剩下的除基本生活外，多用来资助他人和购买科研书籍。 1994年病逝前，她留下遗嘱：毕生积蓄十余万元全部捐给“希望工程”，遗体捐给医学研究，所有科技书籍资料留给单位。她曾说：“我一生平淡无奇，只是踏踏实实地工作，至于贡献，谁又没有贡献？而且为国家做贡献，是每一个公民的职责。” 从北大燕园才华横溢的才女，到西北戈壁隐姓埋名的耕耘者，王承书用一生诠释了“国家需要什么，我就干什么”的誓言。她的故事，远不止于一个“人间蒸发”的传奇。它让我们看到，在民族崛起的宏大叙事背后，是无数个体将“我”字无限缩小，乃至化为无形，将个人的智慧、情感乃至整个生命轨迹，毫无保留地汇入国家需要的洪流。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参考信源： 澎湃新闻《她本可以追逐诺奖，却为研究中国第一颗原子弹，从此隐姓埋名》；人民周刊网《王承书：一生说了三次“我愿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