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广（11月8日晚）报道：“荷兰首相：中方已同意恢复安世中国出口，对张学政的程序仍然有效。荷兰首相斯霍夫（Dick Schoof）表示，中国已同意恢复从其国内工厂交付安世半导体的芯片，标志着这场可能扰乱全球汽车生产的冲突有望取得突破。” 2025年9月30日，荷兰经济事务部突然援引冷战时期的《物资供应法》，对中资控股的安世半导体实施资产冻结。 这场行动并非孤立事件——早在当年6月，美国商务部便通过“50%穿透规则”扩大制裁范围，将实体清单企业的子公司纳入管制。作为闻泰科技全资子公司的安世半导体，随即被卷入这场技术封锁的旋涡。 荷兰政府的干预手段堪称激进：不仅暂停张学政的CEO职务，还将香港裕成控股的股权交由第三方托管，甚至通过任命外籍董事获得公司决策权。 这种“长臂管辖”式的操作，直接切断了安世中国工厂与荷兰总部的供应链联系。10月4日，中国商务部迅速反制，禁止安世中国出口特定成品元器件，全球汽车芯片市场随即陷入混乱。 安世半导体的断供危机，像一颗投入平静湖面的石子，激起层层涟漪。这家占据全球小信号二极管市场20%份额、逻辑芯片市场第二的企业，其产品广泛应用于汽车电子系统。从车身控制到电源管理，从安全气囊到车窗升降，每辆电动车需要1600颗以上芯片，其中大量依赖安世供应。 断供首周，安世BAS16二极管价格暴涨五倍，部分型号现货订单量激增300%。本田墨西哥工厂率先停产，大众、宝马等欧洲车企紧急启动应急预案，日本汽车工业协会发出“停工在即”的警告。 更严峻的是，全球汽车芯片库存周转天数已降至40天以下，远低于60天的安全线。这场危机暴露出全球供应链的致命弱点：成熟制程芯片的战略价值被严重低估，而“欧洲造芯、中国封测”的分工模式，在政治干预下瞬间崩塌。 面对荷兰的挑衅，中国采取的不仅是经济反制，更是一场精准的战略博弈。安世中国工厂占据全球70%的封装测试产能，荷兰ASML光刻机、NXP芯片的生产均依赖中国供应链。当荷兰坐享“原材料供应权”时，却忽视了封装测试环节的中国主导地位。 10月23日，安世中国宣布恢复供货，但设定两项关键限制：仅向中国境内市场销售，且所有交易必须采用人民币结算。这一举措既保障了国内产业链稳定，又推动了人民币国际化进程。 与此同时，中国商务部于11月8日同意荷兰派员来华磋商，但明确要求荷方“拿出实质性方案”，而非停留在口头表态。 荷兰的处境愈发尴尬。其经济部内部测算显示，若断供持续至2026年第一季度，安世全球销售额将下滑15%，更严重的是，荷兰本土工厂因缺乏中国原材料面临减产，2000个高技能岗位岌岌可危。 11月5日，安世荷兰总部发表声明，一边欢迎中方恢复出口，一边拒绝恢复张学政职务，甚至警告客户“谨慎选购中国工厂产品”。这种“既要钱又要脸”的矛盾态度，暴露出其在中美博弈中的战略迷失。 这场危机折射出全球产业链的深层矛盾。当技术封锁成为政治工具，当“国家安全”凌驾于市场规则之上，企业不得不重新审视供应链的韧性。 中国在此次事件中展现的不仅是反制能力，更是对产业自主权的坚定捍卫。从华虹半导体、中芯国际紧急测试代工方案，到国内车规级芯片认证加速推进，中国半导体产业正在危机中寻找突破口。 荷兰首相的表态或许为争端降温，但真正的解决之道在于尊重市场规律。当全球化遭遇逆流，构建“去政治化”的供应链体系，或许才是保障产业安全的根本路径。 这场博弈尚未结束，但它已为全球科技产业敲响警钟：在效率与安全的平衡中，任何一方的极端选择，都将付出沉重代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