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焦裕禄书记临终前留给妻子一句话：“我死后，你会很难，但日子再苦再难也不要向组织伸手要补助、要救济。”2000年，他的儿子焦跃进为帮农民推销农产品，亲自站在北京王府井的街头叫卖。 1999年的初冬，北京王府井百货大楼前，突然冒出了个“另类”的摊位，摊主既不是京城的商贩，也不是哪里来的盲流，而是几位西装革履却风尘仆仆的河南干部，领头的那位手里抓着一把大蒜，嗓门洪亮，用一口河南话向围观的游客高声叫卖。 这一幕若是放在今天，大家早已对官员直播带货习以为常，但在当时，这不仅新鲜，甚至惹来了不少非议，这个带头练摊的，正是时任杞县县长的焦跃进，那天是11月8日，他不仅自己喊，还拉着随行的三个书记、三个生产队长一起喊。 有人认出了他，指指点点地说：“这不是焦裕禄的二儿子吗怎么还要靠老爷子的名气来作秀”面对质疑，焦跃进只有一句话：“我的确沾了父亲的光，但我不是给自己谋福利，只要能把杞县大蒜推销出去，别人说我什么都无所谓”。 这句话背后的辛酸，只有焦跃进自己心里清楚，那一年，杞县的大蒜大丰收，但这喜事转眼变成了灾难，几亿斤大蒜像小山一样堆在田间地头，既无销路，也存不住，眼瞅着老百姓一年的血汗钱就要烂在地里，焦跃进急得整宿睡不着觉。 是坐在办公室里等上面的救济，还是厚着脸皮走出去，这对于焦家后人来说，是一道关于“家风”的选择题，把时间推回到六十年代的兰考，那时候焦裕禄面对的是内涝、风沙、盐碱这“三害”。 这位“老焦书记”忍着肝癌的剧痛，用钢笔、茶缸盖死死顶着肝部，把那把藤椅都顶出了个大窟窿，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他心里那个念头依然是，不能给组织添麻烦，焦裕禄走后，留给妻子徐俊雅的是一个更为艰难的烂摊子。 六个还没长大的孩子，两个老人，全家七张嘴，就指望着母亲每月57块钱的工资和13块钱的抚恤金过活，那时候日子苦到什么程度，再怎么紧巴，母亲也从未向组织开过一次口，更不允许孩子们觉得自己是“名门之后”就可以搞特殊。 1976年焦跃进高中毕业，赶上知青下乡，母亲一句“别人去得，你为什么去不得”把他直接从犹豫中推向了农村，这种“死扛硬顶、绝不伸手”的硬骨头精神，深深刻进了焦跃进的骨子里，但他不仅继承了这种“拙”，更在时代的变迁中学会了“变”。 父亲当年骑着破自行车跑遍了兰考120多个大队，是为了画那张治沙图，如今儿子坐了一天一夜的火车进京摆摊，是为了撕开一道通往市场的口子，如果不主动出击，仅靠死守原则，几亿斤大蒜就是死局。 焦跃进的这一博，赢了，靠着这次看似“没面子”的推销，杞县大蒜在北京一炮而红，路子打开了，他的心思又活络了起来，光卖大蒜不行，还得做品牌，2002年，“金杞”牌大蒜拿到了注册商标，各种蒜片、蒜蓉等深加工产品也被开发出来。 原来的粗放种植变成了无公害生产基地，虽然在大蒜生意上他精明得像个生意人，但在对自己生活的这笔账上，他却还是那个“焦家老二”无论职位怎么变，焦跃进的办公室里永远雷打不动地放着两样东西：一个小电锅，两箱方便面。忙起来顾不上吃饭，就是一顿乱煮。 有个细节至今被人津津乐道，有一次一位局长来汇报工作，赶上了饭点，身为县官的焦跃进特豪爽地大手一挥：“走，我请你吃饭”结果局长满怀期待地跟着去，最后坐在街边摊吃了一碗米线，他把给百姓挣钱的本事练到了极致，却把自己过的日子压缩到了极简。 在从政的几十年里，焦跃进似乎一直在跟“难”字较劲，在开封新区任职期间，面对最棘手的拆迁难题，他不是坐在办公室拍脑袋，而是天天往社区跑，最终竟然磨出了一个“70%置换新房、30%按份赔偿、每人预留3分地发展三产”的政策。 这个方案既顾了发展，又兜住了老百姓的生计底子，被当地居民交口称赞，令人痛惜的是，就在去年，这位一生都在奔波的“小焦书记”在开封病逝，享年66岁，两代书记，一对父子，虽相隔几十年，面对的考卷截然不同，一个战风沙，一个闯市场。 但那股子解题的劲头却是同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焦裕禄是不向自然灾害低头，焦跃进是不向市场困境低头，父亲是用身体去堵灾害的口子，儿子是用“面子”去换百姓的里子，这种传承如今并未随着斯人已逝而断绝。 到了2024年，在河南内黄县的前化村，第一书记何艳军拿起了手机，虽然手里拿的不是大蒜而是苹果、蜜瓜，吆喝的阵地也从王府井大街搬到了互联网直播间，但这背后的逻辑何其相似。 当那些平日里并不善言辞的村干部，在镜头前略显羞涩却急切地推销家乡特产时，那眼神里的光，与二十多年前在北京街头被媒体围观时的焦跃进，毫无二致，无论工具是从自行车变成了绿皮火车。 还是从展销摊位变成了光纤网络，那个“为人民服务”的内核，从来就没有变过。 信息来源：齐鲁壹点、中共河南省纪律检查委员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