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这张照片拍摄于1982年2月25日，照片中的老先生是收藏大家、民国四公子之一的张伯驹。 张伯驹的一生非常传奇，尤其在收藏界，有“天下第一藏”的美誉。为了收藏，他散尽家财，但最后却把手里的稀世国宝都捐给了国家，他捐的那些国宝字画，现在单拿一件出来拍卖，绝对都是天价。 看老先生的这张照片，最鲜明的就是超脱之感，他的人生有苦难，但不纠结，他的收藏与捐赠，也是这样的，他不像资本家搞收藏，涉及到捐赠，或多或少都有被逼的成分，张伯驹是真正的名士收藏，有大家风范，从很大程度上讲，最后把国宝捐给国家，本身就是他收藏的一部分。在老黑看来，这是张伯驹身上最了不起，最让人钦佩的地方，但是，就是这么一位境界高尚超纯的大名士，在很长的时间里，也没有受到善待。 老先生拍下这张照片后，第二天就仙逝了。 从这张照片里，我们是看不到世态炎凉的，其实这是被老先生的超然遮掩了，晚年生病住院，老先生是遭遇过势利眼，遭遇过一些悲凉的。 讲张伯驹的收藏传奇，《平复帖》是起点。 1937年，为阻止西晋陆机《平复帖》——中国现存最早的文人墨迹流入海外，张伯驹变卖弓弦胡同占地十五亩的宅院，又凑上妻子潘素的翡翠首饰，以四万大洋从溥儒手中购得此宝，即便1941年在上海遭绑架，绑匪索要两百根金条，他仍密嘱潘素“宁死勿卖国宝”。 1946年，得知隋代展子虔《游春图》——现存最早的卷轴画将被转售洋人，他再次变卖房产、举债筹款，终以一百七十两黄金截胡，断然拒绝国民党元老张群五百两黄金的收购请求 。据其自编《丛碧书画录》记载，经他手护存的顶级书画达118件，每一件都凝聚着“永存吾土，世传有绪”的赤子之心。 新中国成立后，张伯驹就开始酝酿捐赠国宝了。 1956年，张伯驹与潘素联名向故宫博物院无偿捐赠8件国宝级文物，包括《平复帖》、《张好好诗卷》《道服赞》等艺术史坐标级珍品，按价值足以抵半座北京城 。 时任文化部部长沈雁冰亲颁褒奖状，盛赞其“化私为公，足资楷模”，政府奖励的20万元，他分文未取，全数购置国家公债支援建设 。 在此前后，他还将李白《上阳台帖》赠与毛泽东主席（后转交故宫），向吉林省博物馆转让宋《百花图》等60余件珍品，累计捐献达118件，故宫专家坦言“顶级书画半壁江山系他所赠” 。 但是，彼时的张伯驹或许未曾想到，这份倾家荡产的赤诚，竟在次年迎来命运的急转弯——1957年，因主张解禁传统京剧《马思远》，他被错划“右派”，人生从此陷入漫长的坎坷 。 1961年，吉林省委宣传部为打造“文化高地”，邀潘素赴吉林艺专任教，潘素以“张伯驹年老无人照料”为由请携夫同往，经省委批准，夫妇二人北上长春 。 初到吉林时，张伯驹先任省博物馆副研究馆员，1962年3月摘掉“右派”帽子后，被正式任命为省博物馆第一副馆长（馆长空缺），主持文物征集工作 。 据吉林省博物馆档案记载，1962至1964年间，他亲率团队赴京沪等地寻访，累计征集历代书画225件，其中元代倪云林《敬亭山寺图》等珍品让省博书画收藏一举跻身国内前列，被公认为馆藏发展的“黄金时代”。 时任副馆长王承礼回忆，张伯驹工作“相当卖力气”，反复强调其功绩卓著 。 这段岁月是他晚年少有的身心舒展期，却随着时代动荡戛然而止。 1969年，71岁的张伯驹被勒令赴吉林舒兰插队，当地因“年纪太大”拒收，夫妇俩被迫返京，蜗居在十平米小屋中，因户口未解决沦为“黑户”，失去固定收入来源，靠友人接济度日。 据其弟子周笃文回忆，1970年前后是全家最艰难的时期，生物学家童第周主动每月匀出两百元资助，1975年春节潘素还曾向夏承焘先生借款五百元应急，梅兰芳夫人福芝芳也常送来年礼接济 。1971年，走投无路的张伯驹在章士钊协助下致信周恩来总理，诉说“溥溥大地，锥无可立”的困境，请求解决户口问题。 经总理批示，1972年1月他获聘国务院文史研究馆馆员，终于结束“黑人黑户”的窘迫，生活才稍有安定。 需要澄清的是，坊间流传“毛泽东在陈毅追悼会见其挽联指示关照”的说法，实为历史巧合的演绎，掩盖了他真实的抗争与友人的仗义执言。 1979年3月28日，张伯驹接到北京市委通知，在改正错划“右派”、恢复政治名誉的文件上签字，沉冤多年终得昭雪。 但岁月的创伤与常年困顿已耗尽他的心力，晚年的他视力模糊、行动渐缓，却仍为创办韵文学会四处奔走，直至1982年去世后第三年，该学会才在湘潭大学成立。 1982年2月初，张伯驹因肠胃不适伴感冒入住北大医院，初始被安排在八人间病房，邻床病人的咳嗽让他担心感染，请求调至安静病房，遭院方以“级别不够”拒绝。 当时，就有人大骂医院，你们说他不够级别换单人病房？呸！我告诉你们，他一个人捐给国家的国宝，足够买下你们这座医院！ 中宣部副部长贺敬之得知后，经探望协调，张伯驹这才转入条件较好的单人病房，此后病情虽一度好转，但终于还是在2月26日病逝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