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说月入 3000 已经进入中等收入，白岩松反问专家，如果月入 3000 就算中等收入，我国中等收入人群已达 4 亿，为什么好多人都拒绝承认自己已经进入中等收入人群？ 专家略微思考后，回答因为他们大部分刚过门槛，还是比较脆弱，不太敢消费。 这话算是说到了点子上，毕竟这份“中等收入”的体面，背后藏着太多不敢细算的窘迫，根本让人没法坦然认领。 在很多三四线城市和县城，月入3000其实是不少基础岗位的主流薪资，比如行政文员、零售店员、社区网格员，甚至是一些刚入职的基层技术岗。 这些刚过门槛的人群，脆弱感首先来自收入的不稳定性。 国家统计局界定的中等收入群体，原本要求收入稳定、家庭殷实，但现实中不少被纳入统计的人，收入更像是“浮萍”。 就像那位打工者，几份工作都遭遇过拖欠工资，最长的一次离职后追讨了三个月才拿回不到一万块的欠款，没有合同、没有社保的情况也屡见不鲜。 这种不稳定不是个例，现在灵活就业群体越来越多，快递小哥、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里，不少人家庭年收入能摸到中等收入的门槛，但收入全靠订单量堆出来，旺季能月入八千一万，淡季可能就只剩三千出头，遇到恶劣天气、平台规则变动或者身体不适，收入就会断崖式下跌。 河北一位网约车司机大姐，看似月入稳定在八千到一万，但每天要工作十个小时以上，全年几乎无休，一旦车辆保养、违章罚款，或者家人有个头疼脑热，一个月的辛苦就可能付诸东流。 对他们来说，月入三千不是稳定的中等收入，而是收入波动的底线，手里没有足够的积蓄缓冲，自然不敢承认自己属于这个群体，毕竟今天的“中等”，可能明天就因为一点意外退回低收入行列。 而且刚性支出的挤压，让这份中等收入失去了消费底气。 现在的生活成本里，房租、房贷、教育、医疗就像四座大山，随便一座都能吃掉三千块的大半。 在县城，一套普通房子的月供可能就要两千多，月入三千还完房贷，剩下的钱只够勉强糊口；在三四线城市，房租至少也要八百到一千，再加上水电、伙食、交通费，基本就所剩无几。 更别说教育和医疗开支，给孩子报个基础的兴趣班，一个月几百上千很常见，家里老人偶尔生病，一次检查费可能就花掉大半个月工资。 专家说他们不敢消费，不是不想，是真的没余量，手里的钱要留着应对各种突发状况，留着给家人兜底，根本不敢有半点挥霍，甚至连正常的改善型消费都要反复权衡。 最关键的是，这个群体的抗风险能力几乎为零，所谓的“中等收入”没有任何缓冲垫。和发达国家中等收入群体高达四成以上的财产性收入不同，我国多数中等收入者收入来源单一，基本靠工资或劳动报酬，财产性收入占比还不到一成。 这意味着他们没有多余的资产来抵御风险，一旦遭遇失业、疾病等意外，很容易从中等收入滑落。就像疫情期间，不少线下岗位停工，那些月入三千左右的基层从业者，失去收入后连基本生活都难以维持，只能靠积蓄或者家人接济，根本谈不上什么中等收入的体面。 现在年轻人流行“极简消费”“抠门式生活”，表面上是消费观念的转变，本质上是对收入脆弱性的妥协——他们不敢买贵的，不敢轻易换工作，不敢停下赚钱的脚步，因为知道自己没有退路，这份小心翼翼的生存状态，和“中等收入”该有的从容相去甚远。 在大家的印象里，中等收入应该是有房有车、能定期旅游、能给家人提供较好的生活保障，而不是为了柴米油盐精打细算，为了一点开支反复纠结。 一线城市和二线城市的中等收入者比重虽然不低，能接近甚至达到发达国家水平，但广大三四线城市、县城和农村的中等收入群体，生活质量和一线城市差距巨大。 同样是月入三千，在一线城市可能连房租都不够，在县城能勉强维持生活，但都达不到大众期待的“中等”标准。 这就导致很多人即使被统计进中等收入群体，也会下意识拒绝承认，因为这份标签背后没有对应的生活品质支撑，反而会让人觉得是一种嘲讽——毕竟连一场说走就走的短途旅行都要攒几个月钱，连给家人买份像样的礼物都要犹豫，这样的日子，实在配不上“中等收入”的名头。 如今消费降级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平价超市、折扣商品、二手交易越来越火，背后正是这些刚过中等收入门槛的人群在调整消费习惯。 他们不是不想享受生活，而是收入的脆弱性让他们不得不收缩开支，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 对他们来说，月入3000更像是一个尴尬的数字，既脱离了低收入的贫困线，又够不到中等收入该有的生活质量，就卡在中间不上不下，带着一种悬浮的脆弱。 这种情况下，拒绝承认自己是中等收入群体，其实是对现实的清醒认知，毕竟比起一个虚无的标签，手里有足够的积蓄、生活有足够的保障，才是更实在的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