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64岁的周作人在监狱里待了3年，被保释出狱。51岁的丰子恺出于同情，为他提供了工作。岂料，周作人不领情，还诋毁说：“丰子恺的画，浮滑肤浅，我向来不甚赞同。” 1949年，64岁的周作人终于走出了南京老虎桥监狱。顶着“汉奸”的帽子，他在里面蹲了三年多。出来后的日子，那叫一个惨淡。没工作，没收入，还要养活一大家子人，简直是穷途末路。 就在这时候，上海的《亦报》向他伸出了橄榄枝，愿意刊登他在狱中写的《儿童杂事诗》。但这有个问题，光有诗不行，得配图才好看。报社想到了丰子恺。 这时候的丰子恺，那是名满天下的漫画大家，政治清白，深受爱戴。让他给一个刚出狱的“汉奸”配图，这不仅是面子问题，更是政治风险。 但丰子恺二话没说，答应了。 他纯粹是出于对落魄文人的同情，想帮老周一把。 这一帮，却帮出了仇。 周作人看到报纸后，鼻子都气歪了。他发现，丰子恺的配图跟他的诗，简直是“驴唇不对马嘴”。 他觉得自己的尊严被冒犯了。 周作人是谁？那是曾经的文坛盟主，“五四”新文化的领军人物。他写东西讲究考据，讲究严谨。你丰子恺这么随手一画，完全不顾原诗内容，这不是把我的心血当儿戏吗？ 更让周作人心里发堵的是，报纸排版的时候，丰子恺的画占了大篇幅，他的诗缩在角落里。这种主次颠倒，让本来就敏感自卑的周作人，感到了一种深深的羞辱。 其实，这梁子早在几十年前就埋下了伏笔。 很多人可能不知道，丰子恺之所以能走上漫画这条路，还真得感谢那个叫竹久梦二的日本人。 当年丰子恺在日本游学，兜里没钱，日子过得紧巴巴。有一天，他在东京的神田旧书店闲逛，无意中翻到了一本竹久梦二的画册。那一刻，他仿佛被雷击中了一样。 竹久梦二的画，不讲究什么透视、光影，就寥寥几笔，却有着一种说不出的哀愁和诗意。丰子恺一看：这路子适合我！ 回国后，丰子恺就开始模仿这种风格。这一画，就画出了名堂。 起初，周作人对丰子恺这种画风是欣赏的。他在文章里还专门夸过，说这种插画在中国不常见，很有趣。 可后来，情况变了。 丰子恺越来越红，画也越卖越好。为了迎合市场，丰子恺开始在画里加颜色，加山水背景，甚至有些画为了应酬，显得有些甜俗。 周作人觉得丰子恺背离了竹久梦二那种“哀而不伤”的高级感，变得“浮滑”了，也就是油滑、肤浅。 再加上两人政治境遇的天差地别，这种艺术上的分歧，很容易就转化成了私人恩怨。 这中间，还有一个关键人物不得不提，曹聚仁。 曹聚仁是个很有意思的人，他是丰子恺的师弟，也是李叔同的学生。但他和丰子恺的关系非常僵。 抗战时期，丰子恺画了一套《护生画集》，宣传佛教的慈悲。曹聚仁觉得这时候搞这些不合时宜，就写文章隐晦地批评了几句。结果有人传话给丰子恺，说“曹聚仁说你的画集该烧了”。 丰子恺一听就炸了，写了篇《一饭之恩》大骂曹聚仁。曹聚仁也不是吃素的，回敬了一篇《一饭之仇》，两人彻底闹翻。 可偏偏这个曹聚仁，后来成了周作人的“知心人”。 周作人晚年生活困顿，曹聚仁帮他在海外发表文章，赚取稿费，简直就是周作人的救命稻草。周作人对曹聚仁那是感激涕零，甚至在回忆录里专门写文章感谢他。 既然曹聚仁是恩人，那曹聚仁的敌人丰子恺，自然就成了周作人眼里的“坏人”。 1961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决定翻译日本古典名著《源氏物语》。这可是个大工程。起初找的是钱稻孙，但他进度太慢。出版社最后决定，让丰子恺来译。 为了表示尊重，出版社还特意安排周作人担任“校订”。 当他拿到丰子恺的译稿时，那是从头挑到脚。他指责丰子恺用明清小说的白话文去翻译日本平安时代的贵族文学，简直是“茶店说书”，根本不懂原著的精神。 他在给鲍耀明的信里毫不客气地说：“近见丰氏源氏译稿，乃是茶店说书，似尚不明白源氏是什么书也。” 这一回，两人唯一的直接接触，不仅没能化解恩怨，反而让裂痕更深了。 说到底，这两个人的矛盾，既是性格使然，也是命运弄人。 丰子恺是个温润的艺术家，心怀悲悯，看世界都是带着温情的滤镜。他画画也好，做人也好，求的是一个“趣”字，一个“真”字。哪怕是帮周作人配图出了纰漏，那也是无心之失，他的初衷是善良的。 而周作人呢，他活得太苦，太累，太清醒。他一辈子都在追求一种极致的“雅”和“涩”，眼里容不得半点沙子。特殊的政治身份让他变得极度敏感自尊，别人的任何一点不完美，在他眼里都可能被解读为冒犯。 故事的结局，挺让人唏嘘的。 周作人在“文革”中受尽折磨，曾请求安乐死而不得，最后在1967年孤独离世。丰子恺也没能幸免，挨斗、抄家，但他心态好，依然每天喝点黄酒，抽根烟，直到1975年因病去世。 这两个相互看不顺眼了一辈子的老人，晚年却有着惊人的相似：他们都把最后的生命，寄托在了翻译工作上，试图在文字的世界里，寻找最后一点安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