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钱学森的父亲去世，中央文史馆给他补发了3000元工资，蒋英想按公公的遗愿给钱月华，钱学森大怒：不行！ 这并不是因为钱学森舍不得这笔钱，而是因为他有自己的原则。那时钱学森已是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国防部五院副院长，在航天工程系统中居核心地位，但他对“个人所得”始终持极为谨慎的态度。 蒋英起初不理解钱学森的反应，但钱学森解释：“这笔补发的工资是组织的安排，不能拿去私用。” 话虽如此，他心里却始终惦记着妹妹钱月华。这位妹妹从上世纪50年代起便长期在上海照顾父亲，为了家庭几乎放弃了个人生活。 钱学森多次对蒋英说：“等手头宽裕一些，我一定要补偿她。” 上世纪五十年代末，钱学森刚从美国回国不久，工作压力极大。1955年他刚抵达北京，便直接被送往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参与导弹项目规划。他当时住在中关村的临时宿舍，环境简陋，却常常工作到深夜。 尽管条件艰苦，他仍主动要求承担系统控制与推进理论的顶层设计。当时中国在这方面是一片空白，苏联也不愿提供核心资料。钱学森组织起自己的研究小组，白天画图，晚上修改公式，每一步都亲力亲为。 有一次，蒋英发现钱学森瘦了很多，问他是不是吃不好，钱学森淡淡回了一句：“我这不是瘦，是烧脑烧的。”在这段时期，他几乎没拿工资，只象征性地报了些生活费，其余全部捐入了科研系统。 在那几年里，他资助过不少年轻人。1958年，哈尔滨工业大学有位家境困难的学生写信求助，没几天，钱学森就把300元钱通过同事寄去。 还有一次，西安交通大学航天系的一名女生，因贫困即将辍学，钱学森得知后亲自写信鼓励，并匿名捐助学费。 正因如此，到了1969年，当他听蒋英提起要用这笔3000元补贴钱月华时，他才格外谨慎。他对蒋英说：“月华的确辛苦，但这不是我们应拿的补贴。国家还在困难中，不能破这个规矩。” 那段时间，正值中国航天事业的关键转折点。1968年底，“东方红一号”计划进入技术验证期，钱学森不仅要指导轨道计算，还得统筹西昌与酒泉两地的地面联调。 他的笔记本里写满了箭体数据、系统流程图，以及亲笔批注：“若不能形成体系设计，成千上万人也只能重复失败。” 而关于家庭的事，他很少主动干预。但这次，蒋英并未直接照做，而是默默在两年内一点点积攒，把这笔钱最终交给了钱月华的女儿。 在蒋英看来，这既是私人情感的表达，也是不违钱学森原则的妥善方式。 多年后，钱学森因身体原因住进医院。一次在后院散步，他轻声说：“那三千元的事，我还欠月华。”蒋英笑了笑，说：“我早给过她孩子了。” 钱学森愣了几秒，然后哈哈大笑，“你做得对，我们不是为了名声活着。” 三千元看似微不足道，却牵系着一位科学家对国家、对家庭、对道德底线的多重考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