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21岁女知青，夜间独自去厕所，却神秘失踪，连队把整座山翻了个遍，却仍然找不到人，直到2009年，老知青们在聚会时，在沙发上抽烟的老知青突然问了一句：你们说，小朱有没有可能是自己走的？ 1970年，上海姑娘朱梅华响应号召离开城市，来到云南西双版纳东风农场当知青。她出身普通工人家庭，会画画会跳舞，性格开朗，很快成了连队里的文艺骨干。 白天挥锄开荒种橡胶，晚上唱歌跳舞给大家解闷，很多知青都说有她在，连队的日子就亮堂一些。 东风农场环境艰苦，住的是潮湿茅草屋，墙角虫蚁成群，雨季泥泞难行，蚂蟥往腿上钻，蚊虫在耳边团团转。 刚来时，朱梅华写信回家，说要在边疆建功立业，争当先进。但一年年过去，体力劳动的消耗和精神上的落差，慢慢磨掉了她的热情，话变少了，文艺活动也不怎么参加。 一九七三年，她曾回上海探亲，一见到母亲就大哭，说不想再回去了。家人却劝她再坚持，说既然是国家安排，就不要半途而废。 春天一过，她又回到西双版纳，回到潮湿闷热的胶林里。此后她更沉默，只把母亲送的那块手表一直戴在腕上，仿佛紧紧攥着和故乡最后的一点联系。 一九七四年四月初的一天夜里，西双版纳暴雨如注，雷声在山谷间滚动。半夜，朱梅华被憋醒，起身想上厕所，先推了推同屋刘桂花，对方困得睁不开眼，含糊推辞。朱梅华只好自己拿着火柴，顶着大雨走出宿舍，顺着通往厕所的泥路消失在黑夜中。 第二天早晨点名时，她的铺位空着。室友回屋一看，被褥叠得整整齐齐，衣物都在，人却不见了。 连队立即组织大搜寻，从厕所一带往山林河岸一路排查，在泥地里看到几处模糊脚印，最后在通往另一连队的岔口，发现了一只沾满红土的黑布鞋，大家一眼认出是她的。除此之外，再没有任何新线索。 连队只好向上级和当地公安报告。随后，兵团和公安抽调人手，翻山越岭找了好几周，树林山坡河滩都摸过，连几处新翻的土堆也挖开查看，还带来军犬搜索。 有人猜她趁夜偷渡去了不远的边境，边防也核查过，却没有任何记录。这条路很快断了。 在没有尸体没有目击者的情况下，侦查只能从她身边的人查起。首先被盯上的，是和她关系暧昧的男知青祝为鸣，两人从上海同来边疆，后来闹过矛盾，有人说在他搪瓷杯底压着一张写有烧死朱梅华字样的小纸片。 他被多次审讯，承认吵过架，却一直否认当晚外出，也找不到能证明他作案的物证，最终只好暂时排除。 另一名重点嫌疑人是连队指导员蒋金山。他住在女宿舍对面，有家暴猥亵前科，常被人质疑举止不规矩。 案发当晚他回家时裤脚满是泥，妻子还替他洗过一件女式衣服。调查组搜查他家时，在墙缝里翻出一块女式手表，样式和朱梅华平日佩戴的十分相似。他一度承认和案件有关，又很快翻供，甚至多次变换所谓埋尸地点。 几处地方挖下去都毫无发现，最后他只因其他性侵行为被判刑，和这宗失踪案始终没能形成完整证据链。 随着时间推移，搜寻和调查渐渐冷下来。朱梅华的父母从上海赶到西双版纳，拎着女儿的相册和画册，挨个问知青有没有见过她最后一面，得到的只有摇头叹息。 此后许多年，每到清明，母亲都会往农场寄去包裹，里面是女儿爱吃的五香豆和几句盼你平安的问候，包裹一次次原封退回。 到了二十一世纪，老知青重聚时，这个名字仍被反复提起。有人坚信她早已死于那场雨夜，只是尸骨再也找不到，有人宁愿相信她凭着一腔执拗逃离了农场，绕过巡逻去了遥远的另一边。 所有猜测都缺乏确证，这桩发生在雨林深处的旧案，就这样被时间封存在记忆里，成了一个再也无法完全还原的知青时代谜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