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9岁“游泳皇后”杨秀琼结婚。她提出想避孕10年，丈夫爽快答应。不到一年，她被大24岁的四川地头蛇逼婚，改嫁当第十八姨太，连干妈宋美龄都无力回天。 1919年，一个名叫杨秀琼的女孩出生在东莞，很快随家人来到香港大坑长大。家境普通，却有个在南华体育会游泳部工作的父亲。 2岁起就被丢进水里打基础，10岁进入训练班，12岁在香港比赛连夺两金，被喊作“游泳神童”。 11岁那年，她在香港公开渡海赛上，从尖沙咀游到中环，用时32分39秒夺冠并破纪录，成为第一位赢得该项冠军的中国女选手。 1933年，她以15岁之龄代表香港出战南京第五届全运会，在50米、100米自由泳与仰泳以及200米接力项目中连拿5金，直接击碎了“女子下水不体面”的偏见。 蒋介石与宋美龄到场观赛，宋美龄赠她紫竹牌轿车，并认她为干女儿，“美人鱼”的名号自此传遍全国。 随后的几年，她在远东运动会上屡屡封后，还踏上了柏林奥运会的赛场，刷新全国纪录，虽无奖牌，却让世界第一次看见中国女子游泳的身影。那是她事业巅峰，也是舆论开始紧盯她私生活的时刻。 报纸一边渲染她是“民族骄傲”，一边又翻出所谓“表里不一”的小道消息，她在掌声和流言的夹缝中艰难行走。 感情上，她也走得并不顺利。一次联谊会上，她与身高1米9的孙惠培一见钟情，两人被称作“郎才女貌”。可当她跟着去见准公婆时，却被以“游泳女子衣着暴露、不合传统”拒之门外。 她以为孙惠培会与她并肩抗争，没想到他当众宣布分手。那一刻，她不仅输给了封建观念，也第一次真实感到：一个女运动员的身体，在世俗眼中只是谈资。 1937年，她遇见北方骑师陶伯龄。同为体育人，他们很快走入婚姻。小两口为各自事业约定“10年内不要孩子”，打算把黄金年龄全部砸在泳池里。 这是他们对未来的浪漫规划，却被炮火无情撕碎。抗战爆发，国民政府迁往重庆，为鼓舞民心，她被请去参加山城比赛，照样在泳池里一骑绝尘，“美人鱼”的名字在山城的巷子里一次次被喊响。 然而，正是这份耀眼，将她推向另一场深渊。四川军阀范绍增在宴会上看中了她。这个手握兵权、妻妾成群的中年男人先送金银珠宝，被她冷冷退回，随即撕下伪装。 某个傍晚，她从泳池回家的路上被持枪士兵拦下，蒙头塞进车里，押往范公馆。陶伯龄四处求救，地方官谁也不敢得罪这位军阀。宋美龄知情后出面说情，蒋介石却从“总体大局”出发，默认了这场强夺。 不久，重庆报纸头版登出“杨秀琼与范绍增大婚”的消息，连带刊出她与陶伯龄的“离婚协议”。她被迫成了第18房姨太。 舆论一片喧哗，旁人只看到她依附权势的一纸婚书，却看不见那纸背后是枪口与高墙。曾经夺金的英雄，如今成了深宅里的笼中人。 范公馆的日子，对她来说更像长期囚禁。高墙铁门，仆从监视，她既不愿与其他姨太争宠，也不想向这个毁掉自己婚姻的人低头。 夜深时，她只能躲在房里默默落泪。远处战火连连，近处是奢华宅院，她的青春被锁在两者之间，既回不到泳池，也回不到普通人的生活。 1945年，日本投降，局势大乱，她终于抓住缝隙逃离重庆，辗转回到上海、香港。城市还是那些街道，人情却已全然不同。 流言、战火和时间一起，几乎切断了她重回泳坛的可能。有人只记得报纸上的“军阀姨太”，不愿再提那个当年为中国夺金的小姑娘。 为了活下去，她开始尝试新的人生：做过记者，想用文字记下时代的波涛；也在海边当教练，教孩子们换气、划水。 1953年前后，她与印尼华商陈占光组成新家庭，移居泰国，又带着两个女儿返回香港，加入香港救生会，从明星选手变成推广水上安全、拯救他人性命的普通人。 1962年，她出任女子部主席，1968年获颁英联邦功绩勋章，这一次掌声不再属于一位“美人鱼”的速度，而是属于一个中年女子持续多年的公益坚持。 晚年，她拒绝了宋美龄赴台的邀请，选择远赴加拿大温哥华。那里有另一片海，她常在岸边静静行走，看浪涌潮落，或许在回想一生中那些被打断的航程。1982年，她在异国离世，带着一身荣誉、误解与遗憾。 回望她的一生，从泳池里的民族符号，到军阀后院中无助的影子，再到海边教人学会自救的老师，她多次被时代推倒，又凭自己的意志一点点站起。 她确实生不逢时，却也在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用短暂而明亮的身影，游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水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