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知青朱启龙参军出发前夜，他的女友解开衣衫，誓言：“不论多久，都会等你回来！”不料，2年后，她等来的却是他已结婚的分手信。50年后，她上门做保姆时，又见到了他。 1967年，朱启龙作为北京知青被下放到陕北延安桥儿沟。黄土高原上风沙大，他却很快扎下根：干活肯吃苦，会组织，又懂些技术，用废旧齿轮和铁片给村里的记工员杨芳做了个压纸器，记工本再也不怕被风刮走。 杨芳是本地姑娘，个子高挑，笑起来有两个小酒窝，字写得工整，人又细心。她每天给大家记工分，悄悄给朱启龙补衣服，省下的一针一线都缝进这段朴素的感情里。 闲下来，他教她认字，她领着他学农活，田间地头一句句搭话，慢慢就处成了对象。 1968年，他通过参军政审，要离开桥儿沟。参军前一晚，俩人约在村外场院，陕北的夜冷得刺骨，她却把攒了大半年的全国粮票塞进他怀里，又咬牙拿出用工分换来的上海牌手表，亲手给他戴上，只说了一句：“不管多久，我等你回来。”第二天，他穿上军装上车，她站在村口哭成泪人。 入伍后，他在新兵连拼命训练，成绩突出。1969年春，珍宝岛冲突爆发，他随部队赶赴前线。 在一次激战中，他为救战友冲进雷区，把人推了出去，自己的右腿却被地雷炸断。转到哈尔滨211医院后，医生告诉他，这辈子只能靠假肢生活。 想到远在陕北等他的杨芳，他觉得自己成了拖累，不配再让人家守一辈子苦日子。几番挣扎，他用左手给杨芳写信，谎称自己在部队已经成家，让她不要再等。 信封交给同病房的通讯员小刘托寄，不久便传来消息：小刘在执行任务时触雷牺牲，年仅20岁。朱启龙一头砸在枕上，愧疚到不敢再提笔，仿佛自己写出的每个字都会连累无辜。 杨芳收到信时正在院里晾衣服，看到“已成家”几个字，整个人瘫坐在地，把信撕成碎片，哭了一整夜。 后来在媒人劝说下，她嫁给邻村一位老实农民，生了一儿一女，把那段感情压在心底。丈夫早逝后，她被女儿接到北京，住在廉价的出租房里，一边帮忙带孩子，一边出去做保姆补贴家用。 朱启龙装上假肢后，先被安排到军校、军工厂和机关辗转工作，靠一条假肢拄着拐杖把日子一步步踩稳。 中年时，他与知青张美红成家，育有两个儿子，日子算是平稳。后来妻子因癌症去世，他退休后独居北京，腿脚越来越不利索，只好申请请保姆照顾。 2018年前后，社区给他介绍了一位老太太上门面试。门一开，两位白发老人同时愣住：来人正是杨芳。几十年前村口送别的那张脸，被岁月刻上皱纹，却一眼就认得出来。 他们坐在小屋里，把半个世纪的心事一点点翻开。朱启龙终于坦白，当年的“已成家”只是自己编的谎话，是怕她跟着残疾人吃苦；说起替他送信的小刘长眠在珍宝岛，又忍不住红了眼圈。 当着她的面，他缓缓卸下假肢，露出那条早已伤残的腿。杨芳听得泪流不止，却没有责怪，只轻声说：“那就让我现在来伺候你吧。” 此后，她搬来给他做饭洗衣，推着他在附近小公园晒太阳，闲下来一起回忆桥儿沟的窑洞、黄土坡，还有那块早已捐进知青纪念馆的上海牌手表。 对于他们来说，晚年的相守，既不是轰轰烈烈的重逢，更像是命运绕了一大圈后，悄悄补上的一笔。 朱启龙去世后，杨芳独自坐车去了珍宝岛烈士陵园，在136号墓碑前倒了一杯白酒。那是小刘的墓，她说，这是替朱启龙还的一杯酒，也是敬给那个用工分、粮票和一封信守住爱情、又被时代无情打断的青春年代。 她把杯子放好，转身离开，黄沙中的风声里，仿佛仍有当年知青下乡、火车汽笛的回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