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下班的时候，一个女同事找我说：“能不能借给我5000块钱，因为急用，顶多一

快下班的时候，一个女同事找我说：“能不能借给我 5000 块钱，因为急用，顶多一个星期就还给你。”我说：“当然可以，不过你得打个借条，在家里我老婆管钱，要不钱借出去了，对不上帐，也不好向我老婆交待！”女同事听我说完，头也不回的走了。 快下班的办公室，夕阳正斜斜地切过格子间，键盘声稀稀拉拉的，同事们都在收拾东西，空气里飘着速溶咖啡的余温。 我刚合上笔记本，隔壁工位的小林突然走过来，她平时挺文静的，今天手里捏着手机，指节都泛白了。 “哥，能不能借我五千块？”她声音有点抖，“真的急用，最多一个星期，肯定还。” 我抬头看她，她眼睛红红的，好像刚哭过，桌角的纸巾盒空了小半盒。 “五千是吧？”我心里盘算着，家里的钱都是老婆管，我们有本共同的记账本，每笔支出都得记清楚，不然月底对账准吵架。 我把椅子往前挪了挪，尽量让语气轻松点：“没问题啊，不过得麻烦你打个借条——你也知道，我家那口子管钱严，回头她问起来，我拿不出凭证，说不清这钱去哪儿了，怕是要跪键盘的。” 我边说边从抽屉里摸出便签纸，准备找笔，想着她要是写，我就顺手转钱。 小林听完没接话，就那么站着，夕阳刚好照在她脸上，我看见她咬了咬下唇。 然后她突然往后退了半步，说了句“没事了”，转身就走，高跟鞋敲在地板上的声音比平时急，没回头。 我捏着便签纸愣在那儿，桌上她刚才没来得及喝的半杯水，还冒着点热气。 是我太较真了吗？还是成年人的世界里，连借钱都成了一场信任的赌局？ 后来我想，也许她没料到我会提借条——平时同事聚餐她抢着买单，总说“都是朋友，算那么清干嘛”；也许她急用的钱不方便写进借条，比如家里老人突然住院，或者孩子学费差了点？ 我提借条，是因为家里的规矩——结婚时老婆就说，大钱支出要透明，不是信不过我，是怕我们俩稀里糊涂花钱，日子过不明白；可小林大概觉得，同事一场，五千块还要借条，是把她当外人防着。 就像两根平行线，我守着我的家庭规则，她揣着她的人情期待，撞在一起，谁都没说错，却都觉得别扭。 那天她没借钱，我也没再提。 后来在走廊遇见，她会低头绕开，以前顺路还能聊两句的，现在连眼神都碰不到了。 其实当时要是换个说法呢？比如先问她“是不是家里出事了？别急，我这就跟老婆说一声，咱们一起记个账，她那边也好交代”，会不会不一样？ 夕阳完全沉下去的时候，我关了电脑，办公室暗下来，小林刚才站的地方，地板上还有片淡淡的影子，像她没说完的半句话。 原来成年人的关系，有时候脆得像张便签纸，轻轻一撕，就有了道看不见的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