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中国的两大问题，不是台湾问题，不是与美国的问题，也不是与日本问题，也不是负债问题，最难解决的一是为国外势力做事的隐藏在国内的人；二是大量不结婚的人。为什么是这两类人？因为为国外势力做事的人在暗处，不易发现。 这些藏在暗处的人，不像边境冲突那样有明确的对抗性，也没有公开的旗帜和口号，他们可能是机关单位的普通职员，可能是高校的科研人员，甚至是深入边远地区的“爱心人士”，用最生活化的伪装做着危害国家的事。 国家安全部披露的案例里，有个叫郝某的部委干部，在日本留学时被美国中情局人员以请客吃饭、支付稿费的方式逐步拉拢，最终签署参谍协议，回国后潜伏在核心要害部门，向境外提供了多项机密级国家秘密，直到被抓获才暴露行踪。 还有些境外势力更狡猾，打着企业家协会的幌子设下桃色陷阱，诱导公职人员犯错后进行胁迫，逼着对方提供内部涉密信息，这种“围猎”手段隐蔽性极强，初期根本无法分辨对方的真实目的。 他们的渗透范围早已不局限于核心部门，连普通民众和学生群体都成了目标。 有个境外组织派夏某等人深入西南山区，假借提供医疗帮助的“慈善”名义博取村民信任，实则偷偷测绘军事管理区数据，打探当地的政治经济情况。 还有博士生沙某某，被境外机构用几万元报酬诱惑，就私自扫描涉密地形图，甚至手绘重要军事目标位置发送给对方，最终被判15年有期徒刑。 这些案例都说明，这类人的可怕之处在于“藏”得深、“融”得透，他们利用人性的弱点或信息差实施渗透，等发现时往往已经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损失，不像中美贸易摩擦、中日领土争议那样摆在明面上，有明确的应对方向。 如果说境外势力的隐藏人员是从外部侵蚀国家根基，那大量不结婚的人则是从内部影响社会的长远发展，这个问题同样棘手，因为它不是政策能直接扭转的，而是无数个体在现实压力下的理性选择。 民政部数据显示，2024年全国结婚率仅为4.3‰，虽然2025年前三季度结婚对数有23%的涨幅，但区域差异极大，东北某省即便给出5万元补贴，结婚率也只微涨3.05%，而广州、深圳的涨幅超20%，这种差距背后，是年轻人结婚难的普遍困境。 在沈阳工作的90后小王算过一笔账，彩礼15万、婚房首付30万、婚礼10万，相当于不吃不喝攒5年，这样的经济压力让很多年轻人望而却步。 除了经济压力，价值观的转变也让结婚不再是年轻人的必选项。在北京的公园相亲角，35岁的单身女青年范思思说，身边很多同事都处于单身状态，大家都不想为了结婚而将就，更想追求自我价值的实现。 现在的年轻人，尤其是大城市的年轻人，每天要面对高强度的工作，下班後只想休息，谈恋爱都成了需要专门安排的“任务”。 再加上大城市约会成本高、社交圈狭窄，很多人连认识异性的机会都很少，更别说建立稳定的婚恋关系了。更关键的是，女性经济能力的提升让她们不再依赖婚姻获得安全感，对伴侣的期待也更高，择偶标准的提高进一步增加了匹配难度。 可能有人会说，台湾问题、中美博弈这些才是大事，但仔细想想，那些隐藏的境外势力人员，正是利用这些外部矛盾制造混乱、窃取情报，本质上是在削弱我们应对外部挑战的能力。 而大量不结婚带来的，是人口结构失衡、社会活力下降等长远问题，这些问题不像负债那样可以通过经济政策短期调节，而是需要几代人的观念引导和社会环境改善。 这两个问题的共性在于，它们都是“慢刀子割肉”式的隐患，没有激烈的冲突场面，却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国家的安全和发展。 应对这两类问题，没有一蹴而就的办法。对于境外势力的渗透，需要我们每个人提高警惕，比如遇到陌生人打探敏感信息、邀请拍摄涉密地点时及时举报，同时国家也要加强保密教育和侦查力度。 对于不婚现象，则需要社会层面降低年轻人的结婚成本，完善住房、教育等配套政策，同时营造更包容的婚恋氛围，让年轻人不用被“催婚”裹挟，能在合适的时机做出选择。 这两个问题，一个关乎国家安全的底线，一个关乎社会发展的根基，解决起来都需要耐心和合力，这也是它们比那些显性问题更难破解的核心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