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张艺谋看上了莫言的红高粱，问道:“我想拍你的红高粱，800块可以吗？”莫言痛快地答道：“行啊，800块能买一头大黄牛了，想怎么改就怎么改。”不到十分钟，张艺谋就拿下了红高粱的版权。 八十年代的中国电影刚从计划体制里探出头来，机会和不确定同时涌上来。张艺谋就是在这个节骨眼上杀进来的。 那时他刚凭《一个和八个》的摄影在国外露了脸，又靠《老井》摘得国际影帝，心里却越来越清楚，仅仅给别人拍戏、替别人演角色，已经装不下他对电影的野心。 一九八六年夏天，他在宿舍翻《人民文学》，看到莫言的《红高粱》，故事里粗砺的高密乡村、带着酒气的爱情和对侵略者的血性反抗，一下戳中了他。他几乎没犹豫，就决定把这本小说搬上银幕，用来完成自己的导演首秀。 打听到莫言在解放军艺术学院进修，他上门拜访。两个人在简陋的办公室里坐下，他直接提出要买改编权，开价八百元。 莫言爽快点头，说这钱在老家能买一头大黄牛，怎么改都行。没有复杂合同，没有漫长谈判，只是一次十分钟不到的现金交易，靠的是作家对作品的放心和对这个年轻摄影师的直觉信任。 拿到版权之后，张艺谋没有简单按小说往剧本里堆情节，而是先和莫言反复掰扯结构。 他们很快达成共识:电影不可能照搬长篇，只能集中在九儿和余占鳌这条情感线，再把家国命运和民族气质藏进两个人的选择里。于是红高粱不再只是田里的庄稼，而成了那个年代粗粝生命力和信念的象征。 为了让画面有真正的土地味道，他带着团队去了高密，挨村打听风俗，实地踏勘地形。回到驻地后，他画分镜、改剧本，莫言则一封封来信，把家乡的酒坊故事、民间说法往剧本里填。等文字定了，他又盯上了最麻烦的一件事:高粱地。 片名叫《红高粱》，关键场景也都发生在高粱地里，可勘景时根本找不到理想画面。对细节异常执拗的张艺谋干脆自建场景，掏出一大笔钱请当地农民在荒地上专门种高粱。 头一年遇上天公不作美，庄稼长得七零八落，他一气之下让人把那片地全烧了，再自己反思。第二年重新种，他几乎把所有精力都摁在这片地上，天天盯着，终于等来秋天一片铺天盖地的红。 剧本和场景定下来后，轮到人。余占鳌要有野劲和原始的美，刚凭《芙蓉镇》出头的姜文自然而然成了首选。最难的是九儿。 一开始，张艺谋把男女主角定在刘小宁和史可身上，可刘小宁对剧组和导演底气不足，打电话婉拒了角色，史可的气质又总让他觉得还差一点。 他干脆回到熟悉的校园去找新人。巩俐一开始错过试镜，后来托老师传话才争取到第二次机会。那天试戏，她把九儿念得粗中带细，眼睛里既有倔强也有隐忍，让张艺谋和顾长卫对视一眼就有底了。 莫言起初并不买账，嫌她和自己笔下的形象有差距，张艺谋则一点点讲自己的理解，说明镜头里需要什么样的力量，最终把原作者说服。 开机之后，剧组的日子并不好过。为了那片高粱地，大家从春天忙到秋天；为了抓住光线里的尘土味，摄影机一遍遍架起又放下。 张艺谋对每个镜头、每句台词都盯到极致，既要演员演出人味，也要画面撑起神采。巩俐在这样的压力下迅速长成，很多场戏她临场加的眼神和动作，都被留在了最终版本里。 影片完成时，谁也没想到这部出自新人导演之手的作品，会在第二年远赴柏林拿到金熊奖，这是中国电影第一次站在那样的高度。 《红高粱》让世界记住了高粱地里扛枪的汉子和披红嫁衣的女人，也让张艺谋从摄影师、影帝，真正变成第五代导演群体的代表人物之一。 对莫言来说，这次合作同样是关键一步。电影的成功带火了原著，他的作品开始被翻译成多种文字，一路走向世界。很多年后，他拿到诺贝尔文学奖时，评委提到他把民间传说、历史与现实杂糅的写法，而这条路，正是从《红高粱》时代铺开的。 一笔八百元的版权费，从今天看不过是一个小故事，可它串起了一个导演、一个作家和一部电影的命运，也把中国的乡土故事推上了世界的银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