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刘国志被捕，他的五哥知道后，专程从香港飞到重庆，拿着一张空白支票送给徐远举：“放了我弟弟，要多少钱随便你写！” 刘国志，听着像个邻家小伙的名字，可人家里底子不薄。他爹刘子如在四川泸州是开大酒坊的，搁现在说，妥妥的富二代。家里几个兄弟，就数他和他五哥刘国琪关系铁。可这俩兄弟的路，走着走着就岔开了。五哥去了香港做生意，风生水起；而刘国志呢，考进了西南联大，心里头装的事，跟生意没半毛钱关系。 那时候的西南联大，可不是个安生读书的地方。 空气里都是火药味和新思想的碰撞。刘国志一个富家少爷，本可以安安稳稳毕业，回家继承家业，但他偏不。他接触到了共产党，觉得这才是救中国的路。于是，这个本该在商场叱咤风云的年轻人，一头扎进了最危险的地下工作，成了重庆沙磁区学运的负责人。 干地下工作，每天都像在刀尖上跳舞。刘国志组织学生运动，秘密印刷《挺进报》，把解放区的消息传遍山城。在国民党特务的大本营重庆干这个，得有多大的胆子？他不是不知道危险，可他觉得，有些事，总得有人去做。 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1948年4月，因为上级叛变，27岁的刘国志和他的未婚妻曾紫霞一起被捕了。抓他的人，是大名鼎鼎的“军统三剑客”之一，人称“活阎王”的徐远举。进了渣滓洞，那地方就不是人待的。老虎凳、辣椒水，各种酷刑轮番上，就是想从他嘴里撬出点东西来。 刘国志硬是扛住了，一句话没说。他知道，自己一开口，倒下的是一大片同志。 消息传到香港，五哥刘国琪急疯了。弟弟是什么样的人，他心里清楚。但他更知道，进了徐远举的魔窟，九死一生。他立马放下手头的生意，带着钱就飞回了重庆。 刘国琪托了各种关系，终于见到了徐远举。他没多废话，直接掏出一张香港汇丰银行的空白支票，往桌上一推：“徐先生，只要你放了我弟弟，这上面的数字，随便你填。” 这话一出，徐远举眼睛都亮了。他这种人，什么主义信仰，哪有真金白银来得实在？但他也有顾虑，刘国志是共产党的重要人物，就这么放了，不好交代。 他沉吟了一下，说：“钱嘛，好说。让你弟弟写个‘悔过书’，签个字，跟共产党脱离关系，我立马放人。” 刘国琪觉得这事有门儿。不就是要个面子嘛，签个字就能保住命，这买卖划算。他赶紧安排见弟弟。 在白公馆的牢房里，兄弟俩见了面。看着满身伤痕、瘦得脱了相的弟弟，刘国琪扑通一声就跪下了：“国志，咱不干了！只要你签个字，哥带你走，去美国留学，以后过好日子！” 刘国志看着跪在地上的哥哥，眼泪刷地就下来了。他扶起哥哥，却摇了摇头，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像钉子：“五哥，我死了，有党，等于没死；我如果背叛组织，活着又有什么意义！” 这话，把刘国琪剩下的所有念想都给浇灭了。他知道，弟弟的命，是拿钱买不回来了。那张空白支票，最终也没能填上一个数字。 其实，当时被关在渣滓洞和白公馆的很多人，都有过活下去的机会。就像后来解密的档案里说的，敌人想要的，很多时候就是一份“悔过书”，一个姿态。他们想从精神上打垮这些革命者。 可偏偏就是这群人，在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候，选择了用生命去捍卫自己的信仰。就像《红岩》里成岗的原型陈然，在狱中写下的《我的“自白”书》：“任脚下响着沉重的铁镣，任你把皮鞭举得高高……人，不能低下高贵的头，只有怕死鬼才乞求‘自由’！” 这种骨气，你说吓不吓人？对敌人来说，肉体上的折磨不可怕，可怕的是这种精神上的无法征服。 1949年11月27日，重庆解放前夕，国民党开始了最后的疯狂大屠杀。那天晚上，特务第一个喊的名字，就是“刘国志”。 他知道，最后时刻到了。他没有慌乱，反而对着牢房里的同志们，高声朗诵起自己即兴创作的诗：“同志们，听吧！像春雷爆炸的，是人民解放军的炮声！人民解放了，人民胜利了！我们——没有玷污党的荣誉，我们死而无愧！” 这声音，回荡在歌乐山空寂的夜里，成了他留给这个世界最后的回响。那一年，他才28岁。 很多年过去了，五哥刘国琪回到重庆，站在弟弟的墓前，一遍遍地念叨着那段往事。他说，他一辈子都忘不了弟弟当时的眼神，那么干净，那么决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