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杨宝庆驾驶飞机起义，飞机上装着17万枚银元，原计划飞往北平投诚，谁知飞到唐山的时候，油量不足，而且附近还没有机场！ 1949年2月19日，西安的机场冷得像块铁。 杨宝庆，国民党空军的一名少尉，那天晚上心里揣着的事儿，比发动机的轰鸣声还响。他要跑，开着那架C-46运输机，目标北平。这可不是一时冲动，是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的豪赌。 那会儿，国民党兵败如山倒，人心散得跟一盘沙似的。杨宝庆心里那杆秤，早就倾斜了。他悄悄摸上飞机，拧断门锁，发动引擎，一气呵成。等地面上的人反应过来，飞机已经带着呼啸，扎进了伸手不见五指的夜空。身后是追击的战机和一片混乱，身前，是他押上全家性命的未来。 飞上天，他才感觉不对劲。这飞机怎么沉得跟灌了铅似的？他心里直犯嘀咕，拉开后舱门一看，差点没把眼珠子瞪出来。好家伙，整整17万枚袁大头，码得整整齐齐，在手电筒光下闪着一片银白色的光。 这笔钱，是国民党准备南撤的军费，是他根本不知道的“意外之财”。这下好了，他这趟“跳槽”，不仅带去了自己，还顺手“牵”走了一大笔启动资金。 可老天爷就爱开玩笑。正当他琢磨着这笔巨款的无限可能时，仪表盘上的油量指针，跟他的心跳一样，飞速往下掉。坏了，油不够！根本飞不到北平！ 飞机在唐山上空开始打晃，下面黑漆漆一片，连个像样的机场都没有。怎么办？杨宝庆一咬牙，找了片看着平坦的河滩，硬着头皮往下冲。那感觉，跟从天上往下扔铁块没啥区别。飞机在沙地上连滚带翻，最后“轰”的一声巨响，彻底不动了。杨宝庆在剧烈的撞击中，脑袋一懵，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这一撞，把附近村里的老乡都给震醒了。大家伙儿壮着胆子凑过来一看，一架国民党的飞机，肚子里还塞满了白花花的银元，这场景谁见过？没二话，立马就有人跑去报告了解放军。 你说这事儿巧不巧？杨宝庆用命赌了一次换边，结果人还没到，“见面礼”先到了。 而且，这见面礼的分量，实在是太重了。解放军赶到后，第一件事就是把这批银元封存起来，一分一毫都没动。在那个啥都缺的年代，这份纪律，比银元本身还闪光。 等杨宝庆在医院里醒过来，面对的是一群穿着朴素却眼神锐利的干部。他也没藏着掖着，把自己的来龙去脉都说了。他为啥要冒这么大的风险？ 这事儿，还得从他是个穷小子的时候说起。 杨宝庆是河北曲阳人，1922年生。家里穷，日子过得紧巴巴。抗日战争一爆发，家乡被占，十四五岁的他跟着家人一路逃难到河南，寄人篱下。 那时候的他，心里就憋着一股劲：得学本事，得把日本人赶出去。 后来听说空军招人，能读书，能打鬼子，他二话不说就去了。家里人拦着，说当兵危险，他头也不回地跑了。从成都的军校，到印度、美国的训练基地，他玩命地学。开着B-25轰炸机，跟战友们一起把黄河大铁桥给炸了，那是把脑袋挂在天上拼出来的功劳。 他是个爱国青年，一腔热血是为了打外敌。 可抗战胜利后，内战的枪声让他彻底寒了心。眼看着国民党内部腐败透顶，官僚们中饱私囊，他开着飞机在前线运兵，心里却越来越迷茫。这仗，到底为谁打？ 最让他无法忍受的，是家人的安危。当时国民党为了防止飞行员叛逃，想了个损招：把所有飞行员的家属，都集中弄到台湾去，美其名曰“安顿”，实际上就是当人质。 杨宝庆的妻子刘敏璞和两个年幼的儿子，就这么被“请”走了。一边是看不到希望的战场，一边是远在孤岛的妻儿，换你，你怎么选？ 杨宝庆选了北上。他姐夫赵连景也是飞行员，俩人一合计，觉得不能再这么耗下去了。于是，就有了那个惊心动魄的夜晚。 他不是什么深谋远虑的战略家，他就是一个想保护家人、想为国家找条出路的普通飞行员。他的选择，是那个大时代下无数个体命运的缩影。 杨宝庆投诚后，组织上想方设法，通过地下渠道，真的把他在台湾的妻儿给接了出来。1949年3月，一家人在北平团聚，那一刻，杨宝庆估计觉得，之前冒的所有风险，都值了。 更有戏剧性的是，1949年10月1日的开国大典，杨宝庆驾驶着战机，和战友们一起，编队飞过了天安门广场。 当他从驾驶舱里看到那片红色海洋时，心里会是怎样的波澜壮阔？一个差点机毁人亡的“叛逃者”，成了新中国空军的见证者，这本身就是一个传奇。 后来，杨宝庆没有留在聚光灯下。他去了航校当教官，把自己的一身本事，都教给了新中国的下一代飞行员，其中就包括中国第一批女飞行员。再后来，他转业到地方，在四川安度晚年，生活平淡而安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