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远征军连长林正亨连杀数名鬼子后身负重伤，伤势痊愈后，他想回部队，医生却告诉他：“回不了，你已是编外人员！” 说起林正亨，就绕不开他那个在台湾响当当的家族，雾峰林家。这可不是一般的有钱人家。他祖上，个顶个都是硬骨头。曾祖父辈的林文察，跟着左宗棠混，官至福建陆路提督，猛人一个。到了他父亲林祖密这辈，更是有意思。甲午战争后，台湾被割让给日本，多少人忍气吞声当了“顺民”，林祖密却带着全家老小，头也不回地跑回福建，恢复了中国国籍，嘴里就一句话：“大汉民族，岂能受倭奴之辱！” 后来更是把万贯家财拿出来支持孙中山搞革命，跟蒋介石都称兄道弟。 就这么个家庭，林正亨能是个软柿子吗？骨子里的血就是热的。他本可以舒舒服服地继承家业，一辈子衣食无忧。可时代那股大浪打过来，谁也躲不掉。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他正在南京念书，学的是他喜欢的艺术。可书本哪有家国的分量重？他二话不说，投笔从戎，考进了中央陆军军官学校。 这一去，就把自己的人生彻底交给了战场。毕业后，他跟着部队南征北战，打过昆仑关，后来更是加入了中国远征军，去了缅甸那片吃人的丛林。 1944年，缅北反攻战打得最惨烈的时候，林正亨是炮兵指挥连的连长。那地方，瘴气、毒虫、湿热，再加上神出鬼没的日本人，简直就是人间地狱。一次战斗中，他们连队被日军包围，子弹打光了，手榴弹也扔完了，那就上刺刀！林正亨抄起一把工兵铲，带着剩下的人就冲了上去。 那是一场真正的血肉模糊的白刃战。他一个人就跟好几个鬼子拼刺刀，脸上被划开一道大口子，双手筋骨被砍断，身上被戳了十几个血窟窿，当场就昏死在尸体堆里。 战友都以为他牺牲了，可命硬，硬是让他挺了过来。 等他从野战医院醒过来，已经是几个月后了。全身上下，大大小小一共十六处伤疤，双手残废，连拳头都握不紧了。美国医生拍着他的肩膀，用蹩脚的中文说这是“战士的荣耀”。可林正亨心里清楚，这荣耀的代价太大了。 伤养好了，他第一时间就想归队。一个军人，离开战场比死还难受。可现实给了他重重一击。他找到了部队，得到的答复却是：“你的伤势太重，已经不适合一线作战，部队编制紧张，你……已经是编外人员了。” “编外人员”，这四个字像针一样扎进林正亨的心里。他为国拼命，落得一身残疾，到头来，连个名分都没了。那一刻，他看着国民党军队内部的腐败、倾轧，再想想那些在前线牺牲的兄弟，一股巨大的失落和愤怒涌上心头。他开始怀疑，自己为之流血牺牲的，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国家”？ 抗战胜利后，他回到了重庆。看到的不是胜利的喜悦，而是国民党接收大员们的“五子登科”，后方纸醉金迷，前方将士的鲜血仿佛被忘得一干二净。他父亲当年为之奋斗的理想，似乎成了一个笑话。 也正是在这个时候，他接触到了另一群人——中国共产党人。他从他们身上，看到了久违的希望和理想。他觉得，这才是能救中国的力量。于是，1946年，他做出了人生的第二次重大选择——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决定回到台湾，为解放家乡做地下工作。 这又是一条九死一生的路。他利用自己的身份，在台湾警备司令部的劳动营里当教官，一边策反国民党士兵，一边组织群众运动。1947年的“二二八起义”，他更是亲自参与其中。 这样的行动，自然逃不过特务的眼睛。1949年，林正亨被捕。在狱中，国民党特务对他用尽了酷刑，想让他“悔过”，想让他供出同志。凭着雾峰林家的关系，甚至连蒋介石都亲自过问，说只要他肯“回头”，就能保他一命。 家人也来劝他，只要签个字，就能活下去。可林正亨拒绝了。他给母亲写下诀别信：“为台湾人民的解放，我牺牲是光荣的。我死是完成了我的责任。” 他知道，自己回不去了。就像当年医生告诉他回不了部队一样。但他这次的选择，更加决绝。他放弃了生，选择了信仰。在狱中的最后时光，他没有消沉，反而用残废的双手，给年幼的孩子们剪了许多彩色的纸花。他想告诉孩子们，父亲离开的世界，也可以是彩色的。 1950年1月30日，林正亨在台北马场町刑场被枪决，年仅35岁。临刑前，他高呼：“祖国万岁！人民万岁！” 一个本该是艺术家的富家公子，成了一个满身伤疤的战士；一个被军队“除名”的编外人员，最终却成了人民心中永远的英雄。林正亨的一生，就是这样充满了戏剧性的转折。 如今，在无名英雄纪念广场上，林正亨的名字被刻在了石碑上。他的故事，也终于不再是尘封的秘密。他用一生告诉我们，真正的英雄，不在于他是什么“编制”，而在于他心里装的是什么。他的选择，超越了党派，超越了个人得失，只为心中那个更光明的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