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份体制内的工作，你会发现，你的工资一个月只有三四千块，不管再累，不管再努力，但是你却绝对饿不死。老周常把这话挂在嘴边。他在街道办干了十五年，从青涩小伙熬成了两鬓带霜的“周哥”，办公桌抽屉里永远躺着半包最便宜的烟，茶杯底结着层深褐色的茶垢。 街道办三楼的格子间，日光灯管总在下午三点发出嗡嗡的轻响。 老周坐在靠窗的位置，背对着走廊，后颈的头发里藏着几根白得刺眼的银丝——那是十五年光阴最诚实的戳记。 “有份体制内的工作，你就发现，工资就三四千，再累再努力，饿不死。”这话他常说，说的时候总拿指节敲敲桌面，像是在跟自己较劲，又像是在给空气交底。 办公桌抽屉半开着，露出半包“红塔山”，烟盒边角被手指磨得起了毛边；旁边的搪瓷茶杯，茶垢结得厚，阳光斜照进来，能看见里面沉着片泡得发白的枸杞。 新来的大学生小王第一天报道，就听见老周跟隔壁科室的李姐说这话。 他偷偷打量这个“周哥”：衬衫领口松垮，裤脚沾着点早上骑电动车带的泥点，说话慢悠悠的，连翻文件都带着股不慌不忙的劲儿。 “周哥，您在这儿十五年了？”小王递过去刚泡的茶，想套近乎，“外面公司招行政，月薪八千起呢，您……” 老周没接话，先把茶杯接过去，用杯盖刮了刮浮沫，茶垢在水面荡开一圈圈褐色的涟漪。 “饿不死，”他重复了一遍，这次声音轻了点，“但也冻不着，冻不着那些等着我的人。” 小王没听懂，只当是老周安于现状，心里暗笑：这大概就是传说中“混日子”的体制内老人吧。 直到上个月那场暴雨。 下午五点，雨点子砸在玻璃窗上噼啪响，天气预报说有雷暴，大家都急着收拾东西下班。 老周却突然站起来，从抽屉最里面翻出个皱巴巴的笔记本，又把那半包“红塔山”塞进裤兜，抓起墙角那把伞骨断了一根的黑伞就要往外走。 “周哥，您去哪儿？”小王喊住他。 “三号楼张奶奶，”老周头也不回，“她关节炎犯了，今天该换药贴，早上打电话说家里的用完了，我得给送过去。” 小王愣住了——张奶奶？他来俩月，只在档案里见过这个名字，老周怎么连她哪天换药都记得？ 那天雨下得像要把整个街道淹了，老周披着件洗得发白的雨衣，踩着积水深一脚浅一脚地往三号楼走，手里还攥着那把断了骨的旧伞——那是张奶奶上次来办事忘在这儿的，他说“老人家眼神不好，丢了又得心疼好几天”。 小王鬼使神差地跟了上去，躲在单元楼门口的屋檐下，看见老周在张奶奶家门口蹲了半小时，帮老人贴好药贴，又弯腰把门口的积水扫进下水道，临走前还摸出手机，调大音量给老人放了段越剧。 “您慢点走，周同志！”张奶奶在门里喊，声音亮堂得很。 老周摆摆手，转身往回走，雨衣帽子滑下来，露出额角的水珠，也不知道是雨水还是汗。 路过花坛时，他掏出那半包“红塔山”，抖出一根叼在嘴里，却没点，手指在烟盒里摸索了半天，摸出张折叠的纸条——小王后来才看清，那是张手写的居民联系表，上面密密麻麻记着谁家住几楼、谁有高血压、谁家孩子放学没人接。 原来那半包烟不是用来打发时间的，是他走街串巷时，跟修鞋的老李、看大门的王伯递烟聊天的“敲门砖”；原来那结着茶垢的茶杯，每天早上都泡着枸杞，是因为总有人来办事时顺手放下两颗，说“周哥你天天操心，补补”。 “饿不死”的工资，养着的何止是他自己？ 是张奶奶膝盖上的药贴，是老李摊位上那把总修不好的旧伞，是放学路上等他接的三年级小孩手里的棒棒糖。 你说，这世上的安稳，是不是都藏在这样“饿不死”的日子里，藏在那些看起来不起眼的坚持里？ 小王突然想起老周说“冻不着那些等着我的人”时，手指在茶杯沿摩挲的动作——那不是麻木，是把十五年的琐碎，磨成了心里的秤，秤砣是责任，秤盘里是街坊四邻的日子。 第二天早上，小王帮老周洗茶杯，茶垢泡软了，用抹布一擦就掉，露出底下搪瓷的白。 老周看见，眯着眼笑：“哟，新同志就是勤快。” 小王没说话，默默把洗干净的茶杯放在他桌上，旁边摆了包新的“红塔山”——这次，烟盒里夹着的，是他昨晚熬夜整理的新居民登记册。 日光灯管还在嗡嗡响，老周拿起茶杯，喝了口热茶，杯底映着窗外的天，蓝得很干净。
